中国城市化势在必行“精明增长”“人口众多”与“地大物博”在空间上分离，运输成本高，构成了广大居民谋求生存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必须实施精明增长的方式，即社会和谐、建筑紧凑型和多样性、公共交通优先、生态文明和低碳生活方式等。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集聚，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地理特征。2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不到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100年前这一比例增加了10%，21世纪初该比例上升至50%，而2050年世界人口在城市居住的预期比例将是70%。多数城市仍在“应付奋力成长”根据彼得·霍尔2005年的划分，目前世界上的城市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发达国家“应付老龄化的成熟城市”，这类城市的特点是人口总量稳定或者下降、经济成长和转型缓慢，并且有处理环境问题的相关资源。另一类是“对付非正式超限发展的城市”，这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次大陆的很多城市、绝大部分伊斯兰中东城市，以及某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城市等。其特点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包括迁移和自然增长），经济严重依赖非正式行业，贫困现象非常普遍，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基本问题突出、管理困难。还有一类是“应付奋力成长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亚、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其特点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在递减，某些城市还面临老龄化的前景；经济成长依然迅速，但同时也面临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多数城市属于上述第三类城市，但也不乏自身特点。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备受关注。2005年Friedmann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部门转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村具有很高的人口密度，有些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密度；二是数量巨大且过剩的劳动力，为非农就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三是市场经济激发了农民脱贫致富的置业经商潜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手工制造业的历史传统（如苏州丝绸）；足智多谋、敢于挑战企业风险和谋求长远发展的地方领导；分布广泛的企业人才以及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一些地方性知识，如帮助人们寻找新的机会，以避开由于土地减少带来的贫困和经常性的就业不足（就像温州那样）；家庭和社会的高储蓄率，使生产性设施及住房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再投资成为可能。然而，中国的城市化由于受到一些制度的约束，也存在城市化不足的问题。Fu激ta和Henderson等人2003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分工不充分，城市集聚程度不够，空间基尼系数（该系数用来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其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表示集聚程度越高）偏低，城乡收入差距大。他们发现，2000年中国空间基尼系数仅为0.4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564。城市人口规模巨大目前，中国城市人口接近7亿，到2030年大约1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根据麦肯锡预测，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目前欧洲只有35座类似规模的城市），其中有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大于OECD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果每年新增1%的城镇人口，就意味着有超过1000万的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这相当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总量。2006年，欧洲40多个国家中，人口过1000万的只有15个。以上这些数字，其含义相应地包括了规模巨大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以及就业、住房、交通、社会保障的匹配问题，意味着将出现更多的城市景观和国土整治优化，意味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也意味着二三产业大量增加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有更多的人群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样性城市化模式具有多样性，这与中国的地域结构、人口和经济规模紧密相关。一方面，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区域差异明显。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于东南部，而处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的新疆和青藏高原所占空间是我国陆地的1/3，其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2%。同时，中国的资源包括矿产、水能资源和水资源却呈现逆向分布，使人和物的空间分布产生巨大反差。“人口众多”与“地大物博”在空间上分离，运输成本高，构成了广大居民谋求生存和发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