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幸福感为何下滑？王军摘要：对中国过去20年幸福感不升反降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建设的步伐。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不断改善和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应该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尺码。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复兴似乎正向我们走来。依照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观点，中华民族上一次执世界之牛耳应该是几百年前的明朝，那时中国的综合实力达到了世界之巅。三周前，美国学者发布的研究报告让人们再一次反思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得失。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Easterlin）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LifeSatisfaction，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它印证了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尽管这2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很多，但幸福感并未得到什么提升，反而下降了。作为“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这一主张后来被广泛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会提高。经济增长得越快，人们就越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迄今，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都显示，上述悖论具有顽强的适用性和强大的解释力，来自中国的新鲜证据无非是为“伊斯特林命题”的正确性提供再一次的佐证而已。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庞大的人口规模，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检测这一假说的有效性，于是，现在的佐证变得更有说服力了。对中国过去20年幸福感不升反降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建设的步伐。旧的废了新的未立，再加上体制上的痼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保证，尤其是“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尚难以落实，让人们活得有尊严更多的还只是一句口号。这些亟待解决的顽症都因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就曾测算，中国社会发展比经济发展落后至少15年。---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关幸福感的研究非常复杂，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幸福的感知和衡量既受绝对因素的影响，但更受主观和相对因素的左右。对此，中国古人早就一语道破，如《论语》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说。患，苦也。这句话揭示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主观方面的感知，强调了分配不均和生活不安定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这也恰是造成当今中国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本身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后果，但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则极易导致政治不安和社会动荡。除去收入分配等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中国人不快乐的原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入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体表象。由于政府在提供这些基本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不足，欠账过多，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无法获取这些基本社会服务。在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中，患了疾病尤其重病的人很难得到有效医治。除去缺乏医疗保险付不起医药费之外，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大成问题，因为医术高超的医师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而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