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我们的恐惧和焦虑石勇编者按：人生是流放之地的狂欢，权且借他人的文章作为过去我独立发展的思想的墓志铭。我的生活经历和天赋都让我坦然承认我是一个天才，不过一切都结束了。1889年的秋天，6岁的卡夫卡上小学了。他从家里出发，经过一个肉类市场，再从那里到德意志男子学校。三十年过后，他一如自己在几乎所有作品中的不动声色那样平静地回忆道：“我家的女厨师......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她总是吓唬我说，她要向老师告状，说我在家里很淘气......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去学校的路无比漫长。”此刻的卡夫卡已经接近生命的黄昏，他甚至看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代表黑暗的深夜。但那双忧郁、恐惧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尘世的一切，那些切入人类的存在困境的气质仍然弥漫在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之中。他继续写道：“女厨师一边向前拽我，一边对我发誓说，她非要把这一切告诉老师不可；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大钟敲八点了，校铃也跟着响了起来，其他孩子向学校跑去，我一向害怕迟到，于是，我同女厨师一起也向学校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嘀咕：‘她准会告诉老师的。也许，她只是吓唬吓唬我，她不会告诉老师的。’最终，她真的没有告诉老师，她从来没有告过我的状，不过，她一直有可能去告我的状，而且，这个可能性在不断地增大，她老对我说：‘昨天，我没在老师那儿告你，今天我非告你不可。’她是绝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再也很难找到这种虽然极为平淡，但却震憾灵魂、让人在“恐惧与颤栗”中体味到生之荒谬的话了。这就是卡夫卡，一个平静地注视着这个吞没了他的世界的清醒的说梦者在他生命的暮年所为我们燃起的一道烛照生存困境的火光。在一个晚上，一个叫布鲁姆费尔德的老光棍在一个小球的追逐、骚扰、监视中走向了人类的囚徒境地。这使人想到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一个监狱，我们都在“流放地”中被“机器”慢慢地以技术和法律的名义施刑。而我们在看到老光棍已经失去了摆脱这个不可思议的小球的能力时，我们的惊愕也已经尽收卡夫卡的眼底。老光棍的挣扎就像是一幕活剧，我们在注视着，而在幕布后面，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卡夫卡的那双注视着我们的冷漠的眼睛。这是一种直逼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拷问。从精神分析的眼光看，卡夫卡的这个经历已经让他陷入了一种焦虑和恐惧的“情境”。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这还应该是神经症的“致病”的情境。在这里，神经症似乎不是通过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文明的压抑”的方式来加以实现的，它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女厨师的威胁已经内化了，从此它已经驻扎在他心中化为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却又无时不刻不在神经症的动力中心像幽灵一样活动的存在。威胁的内化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它的反复出现，另一种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似乎永久地存在。前一种通过重复的实践――操作原则引起生理――心理机制的相应变异，从而造成外在威胁的强行楔入，后者则在无形中构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人产生心理畸变，在一种自我监视中将自我的分裂放大到极端。毫不令人吃惊，“女厨师”代表一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这种实体或力量也许是国家暴力机器，也许是一种意识形体系，也许是某个权威，也许是某个团体，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直接就是抽象的、却又弥漫在我们的周围的“文明”本身。在这些超人的实体或力量面前，我们就像是年幼的卡夫卡，渺小、柔弱得不堪一击。我们的存的具有它们的属性，我们必须向它们俯首称臣。我们因具有了它们的属性而一直被它们所控制，直到彻底破碎我们的心灵。我们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在恐惧之中被它们裹挟而去。按恩斯特.卡西尔的说法，符号是人超越于纯粹动物生存的一种特征。在帕斯卡尔眼里，“思想”使人这一像“苇草”一样柔弱的生灵走出了动物界的藩篱。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人正是靠后天创造的文化才能成为人，从此沿着文化创造的轨迹向不可预知的未来走去。人是文化动物意味着人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文化属性的烙印。从此一切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精神形态都期待着能“武装人”。人的大脑成了教育高手、宣传大师们竞相争夺、殊死搏斗的领地。谁能创造出这些东西内化入人的思维结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