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酒独特的符号文化特性被人称为“红色伯爵”的阿·托尔斯泰酷爱伏特加酒。他经常往返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火车车厢里他总要喝上几口。一杯伏特加酒，有时25克、50克，多时喝到100克、150克；一片柠檬，可以从莫斯科吮吸到圣彼得堡。伏特加酒和柠檬的混合香气使他飘飘然，这时他感觉好极了，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人们说，他那部传世的《苦难的历程》就充满了这种伏特加酒和柠檬的混合神韵。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现象是，凡是在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文化中留下不灭痕迹的作家、诗人、戏剧家、歌唱家、演员、画家、建筑巨匠，他们几乎都和伏特加酒结有不解之缘。翻开他们的不朽篇章，可以发现，伏特加酒和柠檬是他们乐此不疲的记载。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了伏特加酒，也就没有了俄罗斯的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建筑，没有了俄罗斯的诗人、文学家、戏剧家、画家和建筑巨匠。而没有了伏特加酒和柠檬的结合，大概也就没有了俄罗斯诗歌、文学、戏剧、绘画和建筑中那种独特的风韵和神采。于是，伏特加酒就成了一种文化标志，一种传统。然而，在苏维埃文化中，伏特加酒不再是单纯的饮料，不再是文人们对酒当歌的享受，它逐渐成了政治，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成了政治的工具。也就是说，伏特加酒成为苏联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甚至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手段。1930年9月1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指示：“我认为需要增加(尽可能地)伏特加酒的生产。不应当有什么愧疚感，而应直接地、公开地去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以使我国的国防得到真正和认真的保证。因此，应当马上考虑这件事：为生产伏特加酒储存相当数量的原料并将其正式列入1930-1931年度国家预算。请注意，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也需要一大笔钱，为此又得在伏特加酒上做文章。”斯大林还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好一些：是受外国资本的奴役，还是让人们喝伏特加酒?很清楚，我们选择了伏特加酒，因为我们过去认为，现在还这样认为，如果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我们会在泥泞沼泽中去喝一小口的话，我们现在还应该这样做下去”。斯大林深刻理解伏特加酒对俄罗斯农民、农村的重要性，理解这伏特加酒在经济、民心、政治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时，乡村、城镇到处都有小酒馆。千方百计地让人们去小酒馆喝伏特加酒，这是当时内务部门竭力执行的秘密内部法令。当伏特加酒和政治相结合时，伏特加酒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苏维埃文化中的一个其作用无可替代的元素。然而，伏特加酒这种苏维埃文化元素的命运却是多舛的。在伏特加酒发挥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同时，与伏特加酒孪生的另两种现象——酗酒和禁酒接踵而至。事实上，伏特加酒是一种引进的饮料。它最早是14世纪末由意大利商人带进立陶宛，再送给当时的莫斯科大公的。莫斯科大公喝了一口，马上就嚷了起来：“好烫嘴的水!”于是，“烫嘴的水”——就成了伏特加酒最早的名称。在俄文里，“伏特加”本身就是“水”的意思。其后，人们就发现了这“烫嘴的水”不仅能治病，还有其他不可替代的功效：消除疲劳、使人兴奋、可以暂时忘记尘世的一切烦劳、忧愁、痛苦和不幸。天长日久，人们便离不开伏特加酒，甚至见面话都是：“喝过了吗?”“喝过了!”就是因为，一、伏特加酒不能不喝，气候冷、生活条件恶劣，还有不间断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二、每当国运不济时，比如战争、灾荒、瘟疫、赋税重、劳役苦、社会动荡，人们喝酒就喝得更厉害。于是，酗酒成为俄罗斯文化、苏维埃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而在苏维埃时期，酗酒现象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如何对待酗酒现象就成了苏联每一代执政者都必须面临的头疼问题。于是，禁酒在苏联的全部历史上就周而复始地持续了一个恶性循环过程——“禁酒—不禁酒—提高酒价—出现伏特加酒荒—私酿成风—再度禁酒”。苏维埃时期，禁酒的口号是：“同志、站直了！趴下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指令是：“人们不能泡在伏特加酒里进入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不禁酒，在后者执政时期甚至在市场上出现了“安德罗波夫卡牌”的伏特加酒。叶利钦是大开禁酒令的，豪饮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生产却一蹶不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