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毕业论文网wwbiyelunwen“中国西部”的提出和倡导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其成熟的标志性创作实绩是80年代中期“新边塞诗”的崛起。90年代以来，西部作家们以其质优量众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应有的关注。严格地说，中国西部文学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性文学的指称，而是一种既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同步、又具有独特的底蕴、独特的风貌和美学品性的文学思潮现象和创作形态。考察和审视中国西部文学应该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研究参照背景中这个研究参照背景具有纵横结合、丰富多彩的价值坐标参数。笔者以为，凸现于整个价值坐标体系中并最足以构成中国西部文学之本质成因的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色——一种鲜明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精神的贯注。本文以下所有的论述都将从这个价值基点引申和阐发。一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制度在伊斯兰诸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这种外来殖义文化剧烈冲击下，伊斯兰文化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穆斯林史学家称之为伊斯兰文化的“黑暗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伊斯兰文化史就是穆斯林的苦难史。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注：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译版，第75页。)这固然是指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莫名的“恐惧”，但就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发展经历而言，用“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来描述正好精当地概括了笔者以上的评述。也正因为这样，穆斯林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的人格风范，强调为人的血性和刚气，呼唤人的硬朗与旷达，以此来品悟“苦难”和拒斥“悲悯”并坚守宗教信念的虔诚。而且，伊斯兰文化在其主体精神上与基督教文化的崇尚恕道、佛教的以天达人，柔刚相济不同，它具有扬励刚强，崇武好胜的精神品性。客观地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性格基调流贯到中国西部穆斯林们的精神和灵魂之中后它必然遭遇到中国传统的以“中庸”为文化准则的文化和以“无为”、“不争”为精神取向的文化的稀释。准确地说，伊斯兰文化这种性格基调原有的强度和锐气必定会有所耗损。尽管如此，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一方面促使西部人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沉重，锻打着自己对严酷生存环境的顽强应变力，而对漫漫长途中颠沛流离的无尽的困苦，磨砺着自己的耐力、坚韧和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其主要呈示形态：一是在西部文学中崛立起一批于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气质的西部“硬汉子”形象；其次是由“硬汉子”形象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基调。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贤亮笔下的肩负着深重的苦难和“原罪”、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男主人公形象率先亮出了西部男子汉的精神徽记，那么杨牧的那首蜚声诗坛的《我是青年》则不啻为西部“硬汉子”们的高亢雄健的精神宣言。在西部文学中，那些走“西口”的流民、被发配西北的“苦囚”、自我放逐的独行客、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行不定的驼客和脚夫、本土化了的屯边人等等，他们追逐着西部人的共同的祖先——那个赤足前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秉承着“夸父追---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日”的精神志向，直视着生命中所有的苦难和前行中的磨砺与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命自律行为去追觅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存在。仅张承志的小说就提供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引人注目的“硬汉子”系列。其作品中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主人公们是一群在雄浑、莽苍、浩渺、酷烈的大自然背景下凸现出来的、具有铁一般质感的男子汉。他们犹如在朝圣路上身心憔翠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他们却一意孤行、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而在祁连山下长大的张弛的小说堪称纯粹的西部文本，其中的《汗血马》《驽马》《汉长城》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