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琢中国教育报学者谈治学专栏我的治学观：博览慎思取舍谨严湖南汉寿二中今年四月中旬，我接到北师大导师和校刊学术报《文史知识》约稿，盛情邀请我写点关于读博士的心路历程和有关我的治学观，让我谈治学之道。我本来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当然也没有什么经验好总结。但又想,《文史知识》创刊85年來，以高雅的学术刊物享誉学术界。我不好推脱，就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业务”，本文我就个人读博士后，谈谈我的治学观。我算不上专家名流，既然已从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执教近三十年，决不说与学无缘。平生虽无极高造诣，但总有一些感受，其中不泛自己的见识,与学术界同仁交流一下意见，互补短长，我想总还是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吧。所谓“治学”就是研治学问。学问学问，就是学而好问。一般人读书甚多，问得极少，这其中可能学习中的问题又在学习中得到了解决,无需请教别人，但也可能只顾看，不开动机器，发现不了问题，也就无从问起。不学无从发问，不问得不到知识的精髓,达不到研治的境界。一、治学态度高于方法。学者治学，多重视方法，这是臺无疑问的，因为方法是治学成败的关键，好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而拙劣的、错误的方法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然而，从政治生活中“历练”出来的徐复观先生却独具慧眼，明确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在《学术与政治Z间》（乙集）自序中，他写道：“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之所以有此看法，乃是当时学风堕落、学者人格堕落使然。在徐先生看來，作为一名学者，“无真实国族社会之爱，即不能有人类之爱。无人类之爱，则心灵封锁鄙恶，决不能发现人生。此种人，此种作品，皆与文学无关。”徐先生临终Z前，念念不忘的《两汉经学史》的写作，他躺在病床上，白知生命不久，便与老朋友说出白己最大的遗憾,“已活了这么大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想写的《两汉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题目，我不动笔，是没有人动笔的。”可见，其写作的动因，除了绍述中华学术外，绝无任何私利。徐复观先生之所以秉持“态度高于方法”之见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为己之学乃在于了解自己、开辟自己、建立自己，最终是成就自己的德性，所谓儒者“明理见性，见性成人”；儒者为学的目的就是“成人”之学，“求仁”的态度乃是为学根本性前提，正如阳明所谓“学者先立其大”一样，真诚的态度决定了儒者之学的品性和格局。二、学与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论语》一言蔽之，一语中的。后继儒家苟子借《劝学》加以演绎，遂成传世名篇。学子大凡都有“学”Z宏愿，也有寒窗苦读功夫。但学而不思、学而不化，着实可惜。这样的学，充其量学成“寻章摘句老雕虫”。不思则迷惘，心中乱网一张，管用吗？当然，思的前提还是要学，否则空中楼阁，无济于事。学是吸收，多多益善；思是升华，不可或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翻阅《论语》，我总为孔门师徒的精诚所感召。孔子自我评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Z好学也。”评价门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由此，对韩愈《师说》中“是故圣益圣，愚益愚”的推断不免更认可。现代生活，步履匆匆。“没有吋间读书”几乎成了某些从政者的口头禅。信息化吋代，阅读的快餐化、碎片化，又使得“学与思”割裂。不读原著，不读全本，不愿阅读，不深阅读，让我们的思想变成“为无源头活水来”的碎萍一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这是激发学习的热情。“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推崇学习的意义。“古Z学者为己，今Z学者为人”,这是追问学习的本质与目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是点拨学习的方略与路径。“道听而途说，徳之弃也。”孔子聪明，更开明。或许周游列国时那次“眼见为虚”（错怪弟子做饭先偷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