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中国看“愤青”2009年4月29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华盛顿的总部，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愤青”的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参加座谈的五位嘉宾，或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关注追踪的美国大学教授，像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非常有名气的“中国通”斯坦利?罗森(骆思典)，或者是曾对中国的“愤青”现象进行过深度报道的美国新闻人，像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京首席记者艾文?奥斯诺斯――他发表在2008年7月号上的长篇深度报道《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有关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中国的网民公认为是一份“较客观、有深度”的纪实评述性调查报告。座谈会的主持人李侃如博士是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邀助理，而给整个座谈作开场白的，是在世界华人圈内享有盛誉的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能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很多是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和深度采访，散见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媒体之上。之所以重提这次会议，是想说明，国外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份热度，随着2008年中国如同“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而持续发酵升温。2009年春，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下子又把“愤青”现象推到了国际流行议题的前台。俗话讲，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何况是中国这么一个想“韬光养日每”都不得机会的政经庞然大物，其“不高兴”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关注归关注，讨论归讨论，但中国的“愤青”现象，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样，都是很难被归纳、被简化、被定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定式的过程。从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来看，中国被误解、被误读、以致被误判，几乎是必然的。虽然说真正的了解，往往是从误解开始的，但就中国的“愤青”现象而言，关键的不是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的“愤青”，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西方的误解，才有了中国的“愤青”。西方媒体总是不谈愤青为什么愤怒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愤青”现象时，有一个屡教不改的通病：“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在尽情恣肆地描摹“愤青”们的激愤言辞、愤激举动时，国外“老记”们经常心照不宣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到底为什么愤怒?也就是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综合因素，才会使一批绝大多数还是莘莘学子的年轻人，变成了网上网下怒不可遏的“愤青”呢?一次次的涉华外交冲突事件，当然是“愤青”怒潮澎湃宣泄的直接诱因和导火索，但是，这也只是表面浅层原因。真正给中国80后、90后等“新生代”营造了共同的失望、郁闷和愤怒情绪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认知逆差，以及由此在青年人中激起的巨大心理期待落差。什么是“认知逆差”呢?如同贸易逆差一样，中国一般知识阶层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了解，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开始，到互联网出现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一切“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像黑洞一般地汲取，使得中国公众那无形而巨大的“听诊器”，离世界的心脏并不遥远；与之相对比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虽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提升，但基本上还是断裂的、滞后的，甚至极度误导的。另一方面，从道德判断的层面，中国对于西方媒体、西方民意，以至于西方价值观，带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善意期待和追随情节。而令很多国人愈来愈幡然醒悟的是，原来西方媒体和隐藏在媒体后面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于是，随着知识逆差越来越大，心理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弥合。而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要是放在一般的成年人身上，明白个道理，发两句牢骚，也就算了。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青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城府和心理承受力。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