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林家有【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专题号】K4【复印期号】2007年08期【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7年3期第149～156页【作者简介】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等人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尤其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在有关人员都已经作古，事变的前因后果也大致清晰，对此我认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淡化党派意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评析。目的在于为西安事变和经历者的是与非，求得一个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读，尽量避免非此即彼的两种纠葛。【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K264.8[文献标识码]A[]1000-114X(2007)03-0149-08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①。西安事变的真相经过70年来学人的研究已经明晰，但对一些当事人的评价则相差甚远。比如对张学良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中共的周恩来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②。国民党的秦孝仪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功罪，至今尚未完全论定”③。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提早进行”，“张学良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④。本文拟就西安事变和评价张学良等当事人，在综述各方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目的在于求教，并无强人就已的意图。一、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逼迫出来的。首先是日本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起初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张学良对于北平市民大会提案提到应积极对日宣战时表示：“积极对日宣战，乃国家大事，当转达中央，想蒋主席亦必以国民之意见办理”。又说：“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其取不抵抗主义，此可证我方之酷爱和平也。现在军队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尽管张学良自有苦衷，但他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但也表明无论如何他不会卖国。随着日寇的进逼，张学良感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对不起国人，表示要“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了东北，他难辞其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当国人对此政策责骂和谴责时，则把不抵抗的罪责全部推给张学良，并乘机贯彻排除异己来削弱东北军的政策。结果张学良代人受过，三降其职直至被解除兵权，心里自然不满。1931年11月16日张学良被免去中华民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3月12日张又被免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从此张学良则下野释兵权降为“平民”。东北军在日寇的军事进逼以及政治诱降下由近40万人下降为25万人。张学良被国民指斥他为卖国主义者。他虽强调“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不统一不能抗日，并解释“我姓张的诸事均是愿意自己干，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⑦。虽然他对东北失守作了解释，但无法冰释东北军将士的怨言和由此带来的悲伤。其次，是东北军不愿追随张学良剿共，不愿意“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