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成就王善迈的论文《论高等教育的学费》，从理论上论述了高等教育学费的性质，确定高校学费水平的依据和方法，并对学生资助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认为，基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收益，受教育者应缴纳学费。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其学费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分担。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成本及由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所决定的支付能力，是确定高校学费标准的基本依据。学费听证会是政府确定学费标准的有效形式。当学费达到一定水平时，各种形式的学生资助政策是缓解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的重要手段。[18]教育经济学者主要从教育收益的水平和特征来论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教育收益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接受教育既能给受教育者带来个人收益，又能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然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实证研究均发现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中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研究人员发现了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水平逐步提高的现象。例如，陈晓宇和闵维方用1996年的数据估计了我国教育的收益率，研究发现，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虽然当时我国教育的收益率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收益水平正处于提高的过程中，而且新近就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的教育收益水平高于改革开放前就业的中年劳动者。这意味着人们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实际预期要高于横截面数据计算出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所表达的收益水平。据此，研究者推断，在当时的私人成本和收益的格局下，进一步有限度地提高教育成本的个人分担水平也不会造成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的下降。[19]陈晓宇、陈良焜等人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跨年度的抽样数据分析显示，在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得到了扭转。截止到2000---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虽然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与后者逐步接近。[20]李实和丁赛同样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对1990-1999年期间我国城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逐年上升的，该研究同时通过估计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显示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21]此后的研究者对教育收益率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个人收益率提高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但随着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于2006年之后出现了回落。[22]在教育经济学中关于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教育生产函数。教育生产函数就是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一种统计关系。学校的投入包括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教学设施、校舍等。学校产出主要是学生在认知、情感与动作技能等领域能力的提高，以及学校其它的产出。[23]21世纪初开始，研究者也开始将西方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方法引进我国教育经济领域。例如，薛海平等的研究利用甘肃农村的调查数据，采用教育生产函数方法和分层线性模型，对农村初中数学和语文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质量在个体、班级和学校三个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同伴、教师素质、班级规模以及学校的分权管理制度等对数学和语文教育质量都有显著影响。[24]胡咏梅等的研究利用西部五省区小学六年级的调查样本，对影响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小学教育投入变量，在人力资源方面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显著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比例、专任女教师比例、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物力资源中的生均图书册数、财力资源中的生均公用经费等对西部农村小学生成绩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生均公用经费的影响程度还较大。[25]教育成本是教育经济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估算教育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