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策划从敌人手中抢运军火我对日本人留在上海的军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秋的上海，就像一个久病难愈的患者，刚出现一线转机，就又被新的病魔缠倒了。5D军事网wwdmil日本是投降了，可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并没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希望，而是纷纷忙着占房子、抢车子、搂金子……致使黄浦滩头民怨又起。某天下午，一辆挂有特别牌照的小卧车穿过四川路桥，驶进虹口区。和司机并坐的是一个佩带德国驳壳枪的武装警卫；后排是一文一武，其中身穿黄呢军装、肩扛中将军衔的就是我。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自日本投降后，能在大上海驱车横行的，只有那些抗战时躲到峨眉山的国民党“劫收”大员。我从人们匆忙让路却又面带愠色的神态中，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人心。可惜，这种误会却是无法解释的。那些私下朝我们车后“呸呸”啐唾沫的人们哪里知道，我并不是国民党“劫收”大员，而是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早就竭力追捕的一名“犯人”：10年前，作为刺杀蒋介石未成而击伤了汉奸汪精卫的一名主犯，我从这个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早在1939年为缉拿我而悬赏大洋10万元的告示还遍布上海街头，我却接受党的指示，重新潜入上海，从事了解敌情的工作。6年过去，党组织出于种种考虑，要我和几位同志转到解放区工作。就要离开上海了，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这个我曾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城市告别呢?又该用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我曾以眷念母亲般的深情，朝思暮想的解放区呢?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虑，最后决定，利用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敌伪惶惶无主，企图各奔前程的心理，搞一批军火运到解放区。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虽已到了上海，但都在忙着为自己捞便宜，8年中发足了“国难财”，如今又要发“胜利财”了。至于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军火，大员们则认为反正已是“囊中之物”了，便迟迟不去过问。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大可以乱裹乱，混水摸鱼，搞一次“行动”!我把我的“行动计划”向组织做了汇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将参与此行动的其他人的姓名都用化名或代号称呼)，组织上当时代号“老太爷”的负责同志完全赞同，并约定隔二三日即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眼下，便是行动的关键一步：我将以国民党陆军中将的身份，去见负责日本后勤仓库的军官冈田少将。汽车在虹口区急驶。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与冈田中间的牵线人郑德。在大上海，此人堪称一个活跃人物，也是搞军火这出戏的一名主角。既然这出戏是郑德第一个出场，那么就首先从他说起吧……我向有正义感、办事牢靠的郑德托办军火，他郑重地点了点头郑德比我大4岁，是宁波人，其父在清廷是个京中大官，本人生长在上海，能言善辩，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如鱼得水。举一个例子便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即郑德并未上过什么大学，却会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自称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一次，他遇到几个真正斯坦福毕业的留学生，知底的朋友以为这回准得露馅，哪知郑德却主动和人家聊起“当年留学”的情景，如数家珍般地点出当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几位著名教授的姓名，以及校园中几座大建筑的风格、特点，甚至还指出了图书馆的某些管理缺陷，直说得那几位正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为之瞠目，连连自叹不如。其实，郑德的这些常识全是从他订的美国杂志上看来的，是准备唬洋鬼子，做大生意的“本钱”。当时，江浙一带是蒋介石势力的老巢，不少嫡系均为江浙原籍人氏，以郑德的籍贯、出身和能力，是完全可以到政府做大官的，然而他只致力经商，看不起官僚、政客们的腐败，非常反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和郑德交往多年，通过为苏区运盐和营救、保释被捕同志等几件事，我知道此人有正义感，办事牢靠，而且深晓世故，不该问的绝不多问。比如他早已知道我与刺汪案的关联及处境，可从不主动打听我的行踪及住址，仿佛他很懂得我们地下工作的纪律似的。他是个精明人，不愿卷进政治漩涡，却又深知在中国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感到这江山的主人要换了。换国民党吗?大腐败，不会长久；那么将转向何方呢?打开当时的地图，上海周围，新四军的解放区倒是星罗棋布……于是，郑德将我请到了他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宽敞的客厅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