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忧患思想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建构的启示摘要]忧患意识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积极价值内涵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关键词]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现代社会；启示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就会彰显出来，成为突破困境的强大推动力。先秦儒家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试对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作简要梳理，并对先秦儒家忧患思想的积极价值精神试加探讨，期望能对现代社会忧患意识的建构有所借鉴。一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传统忧患意识发微于殷末周初，体现了殷末周初的政治家对殷人宗教天命观的破除和对人的责任的最初肯定。殷末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思维水平、认识水平都还极其低下，面对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面对生产、生存的艰难，面对人生命运的吉凶难料，殷人不能不心存忧思。于是占卜决疑，预测未知。社会历史变革到周代，此种习俗依然存在。《周易》就是殷周之际形成的占筮典籍，其卦爻辞中的许多文句，都体现了先民处于困境时，企图摆脱不幸命运的求生志向。然而，现实却令人大失所望，“糜神不举，糜爱其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诗经·大雅·云汉》)。每位神灵都祈求了，祭祀了，不惜牲畜、圭玉以祭祀，神灵却对人们的祈求充耳不闻。面临生存困境，人们的心态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由原来对天帝人神的依赖转向对天的怀疑和对自己的依赖，意味着天帝鬼神在人的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责任，着眼于人事的努力来突破困境，人们的理性日趋加强，人文精神开始滋长，这一过程也是忧患意识的形成过程。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远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来自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乃人类精神开始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精神一旦“有了人的自觉”，就蕴蓄着一种坚韧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就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和审慎自己的行为。“随着天、神地位的下落，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人君若以个人的欲恶与才智抑压天下，则其位终将难保；而商汤伐桀、周武伐纣遂成为民之所顺、理之所趋。周文代殷后，并没有陶醉于诸侯归依的显耀和天下一人的骄逸，而是忧患于天下兴亡、吉凶成败的演推，祈望能在天人之间觅得一种理想的桥梁，以使天下继续和谐地运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惧的精神整饰自己的行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爱民之上”，“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见，周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夺取政权需要忧患意识，稳定和建设新政权更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而这也为社会政治实践所证实。这种忧患意识进一步促使着周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改造，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周代礼乐文明的发达，与其有着直接关系。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周初统治者选择了以德治国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德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西周末期，“有德者不在其位”，周朝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往日的权威，旧制度出现了种种衰征，但尚未彻底崩溃，新制度虽始兴起，却未真正确立，西周社会向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失序和民生的困苦。面对生存的焦虑和失衡的社会秩序，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维护者的中下层士人(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即使有用世之心，却无用世之君……既不忍逃避于世局之苦困，而当下挑起拯溺解悬之悲愿；但是又由于缺乏政治之实权，故其欲突破困境之艰难与无助的忧患之心，比之于周初圣王惟恐不敬德之戒慎更为深刻”，士人先哲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态度和自觉意志增强后之忧患意识也愈益强烈，一种“忧以天下”、“忧民之忧”以及“舍予其谁”的责任承担意识凸显，一种深厚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