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甘阳传统问题实际上是文化讨论中的核心问题所在。百年来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其理论上的争论焦点，差不多都落在这个问题上。八十年代重开文化大讨论，事实上也已经逐渐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前台。从目前看来，国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持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所谓“反‘反传统’”的态度或倾向。这种倾向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把“现代化”与“西化”不恰当地等同了起来，以一种全盘否定的“反传统”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因此在客观上“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所谓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带”。既然中国文化的“传统”已经出现了“断裂”，那么今日的任务自然也就是应该去弥补这种断裂，以“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当然，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文学中的寻根意识，自有作家们的一番辛酸苦辣在内，其原因的复杂与今后实际走向的必然多重分化，实非一时所能说得清楚；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如此快地走到今日这种“文化文学”(我们姑且这么称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如何评说，恐怕目前也还为时过早。我们这里想要说明的只是，在对“五四”进行再认识之时，必须对“传统”问题本身也进行一番再认识；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应该首先在理论上或方法论上对“传统”本身作出新的理解和认识，换句话说，当我们大谈“文化传统的断裂”时，当我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补接”文化传统时，不妨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一下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叫“传统”？究竟怎样才是或才能继承“传统”？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引入“时间性”(Zeitlicbkeit／Tem－porality)这个概念，其特点是带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我们现在可以问，从时间性上讲，所谓的“传统”究竟落在那一个时间维度上？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是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特别强调传统的重要性的论者，他们所说的“传统”无非就是“过去”或说过去的东西。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念，实质上隐含着一个通常不易觉察的假定，亦即把“传统”或“文化传统”当成了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当成了一种绝对的、固定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传统”，“传统”成了象天上的月亮那样的万世不变的自然物体，而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与固定不变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借用西人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话说，就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其特点是，不管我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传统总是保持着它的自身同一性而始终不变：“它，总是它、它！”(参见布伯：《我与你》，爱丁堡一九三七年英译本)这种把“传统”等同于“过去”，就必然会以牺牲“现在”为代价，因为这种传统观点是以“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尤其是所谓文化的价值核心、文化的心理结构等等)为尺度来衡量现在的文化是不是标准地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从而也就把现在纳入于过去的范畴，拉进了过去的框架；而现在既然已经下水，则未来自然也就不能不跟着入笼，由此，现在也好，未来也罢，统统都被装进了过去这宝瓶之中，统统只不过是那同一个恒定不变而又能循环往复的“过去”。诚然，许多人倒也都好谈“未来”，例如，“未来世界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百千年后中国文化将会如何如何”之类，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十分高瞻远瞩，能不拘泥于只从“现在”出发的功利实用考虑，而能从“未来”这深远的前景出发来筹划中国文化，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幻相”，因为这种种说法恰恰正是在从“过去”看“未来”，而不是从“未来”看“过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说的这个“未来”、所说的这个“百千年后”，实际上仍然只不过是那个“过去”，再过一万年，也永远还是那个“过去”！所谓的“未来”早就已经被根据“过去”的标准量体裁衣、切削成型，它与“过去”了无区别，只不过是“过去”的翻版而已。以上种种，我们称之为“过去式的思维方式”或“过去式的生活态度”，其根本特点就是严重地缺乏现实感，缺乏自我意识。这种“过去式的思维方式”或“过去式的生活态度”大概与我们历来的时间观有关，我们将之称为“过去型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