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特大敲诈黑幕揭开媒体“原罪”小说家罗恩·卡尔森（RonCarlson）的短篇小说《我们想要做什么》以道歉的形式开头，讲述一名村民未能从西哥特人的袭击中保护好同伴的故事。小说开头即写道：“我们想做的是，当敌人攻击我们村庄的大门时将滚油倒在他们的头上。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些问题妨碍我们想做和希望做的事情，主要是技术问题。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机会。”对于刚刚经历过了一场丑闻风暴的中国新闻界而言，有想要做的，比如“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真正充当瞭望者和监督员的角色；也有妨碍其愿望成真的因子，比如无处不在的新闻管制，价值观混乱以及行业自律的缺失。如果命运多舛的新闻界愿意，还可以继续沿着卡尔森的小说路径追问：主要问题是什么？谁才能给畸形的媒体另一个机会？“原罪”无处不在《我们想要做什么》从开头就已经注定了悲惨的结局。同样地，随着21世纪网新闻敲诈事件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的步步推进，结局也在官方媒体一次先发后删的预告中基本坐实，“21世纪网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人员全部遣散，公司注销。”这样的结局，是出乎公众预料的。因为从一出生党性就远远凌驾于新闻性的媒体圈，“有偿”系列便早已泛滥成灾，诸如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有偿沉默。当非常态成为常态，每个身处其中的新闻人自然见怪不怪。从表面上追讨，自然可以归结为媒体人自律不够，道德感缺失；深入探究，又何尝不是“万金油”式的看似敷衍塞责的矛盾归因——都是体制惹得祸！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着传媒一姐称谓的胡舒立在陈永洲事件之后所作的剖析，虽然短期内引发了业界极大反弹，却不失为迄今为止最敢于直面体制问题的批评者。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若缺乏自律和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在一部分媒体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的拉广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为名，奉行“你给钱、我闭嘴”的原则，作选择性负面报道；有的自觉充当公关工具，深深卷入利益输送。此类以“新闻寻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陈永洲事件和21世纪网就是其中的典型，两起新闻丑闻中基本涵盖了所有与体制相关的“问题”元素。有因必有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信奉因果轮回和报应的国度，每个行业和领域的因果效应虽则各有不同，但是本质上是相通相容的。套用基督教神学中的“原罪论”（即人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罪性，这种罪性是无法消除的，而且是一代传给一代，永无停止），各有不同在于，“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不同，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行业亦然，民营企业家有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新闻界有新闻界的“原罪”，日益勃兴的互联网有互联网的“原罪”。本质相通性在于，各行各业从一出生就附带有无法消除的“基因”，且这一“基因”伴随始终并代代相传，比如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创业初期的“不规范”就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此一点，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有过直接表达；再如互联网以广告为核心营利模式的“原罪”，必然导致行业的浮躁风和浮夸风泛滥，无处不在的广告植入和“流氓式”的窗口弹出，就是“原罪”下的副产品。具体到媒体行业，偶发事件暴露出来的“新闻寻租”等行业乱象，并非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整个行业的“原罪”使然，即从一开始媒体圈就未能制定一套良好的游戏规则。媒介即讯息。中国的媒介从相对原始的、近乎组织媒介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形式较丰富、运作的社会、经济、产业条件相对完备，只是一个增量的过程，原有的制度层面的规定基本不变。如何对待媒体行业的“原罪”，就当前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一是赦免说，认为整个新闻行业“原罪”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应既往不咎，毕竟每一次新闻丑闻的背后，体制问题始终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