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盛密码——大秦帝国崛起背后的四张面孔（上）“君如青山，我如松柏，此生相扶，永不相负。”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剧照——秦孝公与商鞅联手，在秦国实行了深彻的变法。（资料图）强盛密码——大秦帝国背后的四张面孔（上）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商鞅：“作法自毙”的帝国奠基人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难保。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这已是他心中定见。然而刚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却没有底。《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谒见秦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孝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孝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当时秦国世族的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及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此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才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鼓励孝公当机立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打动，于六年（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出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