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_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作者：明跃玲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点击数：1810更新时间：2008-7-9文章录入：admin］一、前言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已经经历了50年的历程,近年回顾民族识别工作并反思由此而引发的族群认同变迁的文章很多,主要就民族识别工作所涉及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展开讨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与2005年第4期于鹏杰、罗树杰的两篇文章。于鹏杰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困惑,现代族群性区分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和一种利益倾向性的区别”,罗树杰认为“族群性的区分与政府政策无关”,把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看作是导致族群认同的利益倾向性的主要因素“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两文争论的焦点还是“族群”与“民族”概念的理解,即承不承认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族群与民族的边界随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笔者对湘西红土溪村少数民族成份的识别与更改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认同的变迁做了一些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希望以这一个案作为于鹏杰观点的补充。在讨论问题之前,有必要把文中运用的概念及概念的阈限作出界定。其一为何用“族群认同”而不用“民族认同”。如众多学者所说,族群是指以语言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而民族则具有民族国家的意味,突出其政治性。“‘族群’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民族’越来越多地指称具有或者有资格具有国家地位的族群、多族群共同体或者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共同体”[1](P120)。个案中更改为土家族的红土溪村人是少数民族,是在宗教、语言、服饰等文化特征中有共同意识的群体,因此文中用“族群认同”的概念。其二为何把“民族识别”作为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是因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文化特征的基础上,不同于政治性的民族认同,但中国的族群认同,特别是在现代化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景中的族群认同是与“民族识别”工作紧密相联的。可以说要研究中国今天的族群关系与族群问题不能不提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正是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56个族群的大框架,今天族群关系的各项政策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中讨论的。正如马戎所说:“为了开展21世纪的中国族群研究,我们需要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理解和分析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特别是了解哪些因素对民族的识别与判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调查与分析在我国实行这一制度(民族身份制度—笔者注)后人们族群意识的实际演变情况,是中国族群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专题”[2](P93)。本文研究红土溪村人的个案就是为了探寻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民族政策在现代化情境中对族群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二、红土溪村人更改为土家族的历史回顾本文所研究的红土溪村,位于湖南省沅水中游,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境内。村边的辛女溪汇入沅水。每逢春秋之际辛女溪就涨水,村民们出门需要渡船而过,所以叫红(横)渡溪。后来因为溪水上游的李家田有个叫红岩的地方全是红色土石。下雨时节,红色的沙石顺流而下,把整个溪水都染红了,所以改为红土溪。红土溪村与周边的其他几个村落一样都讲一种被称为瓦乡话的语言。瓦乡话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清朝乾隆二十年顾奎光修、李涌纂的《泸溪县志》中描述为:“乡谈谜语,语曲聱牙,令人不可晓。”历代史官对周边的瓦乡话很感兴趣,他们采用汉字记音的方法把这种“聱牙诘屈”的瓦乡话记录下来。因为找不到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结果还是“令人不可晓,不知所自”。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调查组赴红土溪调查,认为瓦乡话是汉语方言。而这个结论在80年代引起大讨论,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辅世在1982年根据其50年代的调查材料,发表文章认为瓦乡话是汉语方言[3]。与此同时,湖南师范大学的鲍厚星也署文赞同[4]。此二文在红土溪及周边操瓦乡话的群体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