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路径依赖与极权主义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伏尔泰1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人不再介入，也没有高压水枪了，而新来的猴子仍然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管理心理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说白了，路径依赖是一种的自我强化效应。路径依赖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人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且无论它是“好”还是“坏”，人们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背后都有对利益和所能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对组织而言，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现在的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障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哪怕新制度对全局更有效率，他也会坚决拒绝改变。对个人而言，一旦人们做出选择以后就会不断地投入精力、金钱及各种物资，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合适，那他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在前期的巨大投入变得一文不值，而成为“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举一个工程技术的例子说，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个标准来自早期的铁路，而早期的铁路遵守的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电车又是遵照马车的轮距。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而英国马车的辙迹宽度又来自古罗马。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那么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今日铁路的轨距。更进一步，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也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路径依赖最后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也是由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2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对希特勒政府和斯大林政府两个法西斯极权统治做了大量的分析。在希特勒斯大林那种“极端的邪恶”面前，集体无意识、沉默的大多数、围观心理、狂热主义、群氓主义、恐怖主义、广泛的暴民思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些“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极权主义生长所必须的肥沃的社会土壤。极权主义在事实上并没有领袖，或者这个领袖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群众”的代表，代表着“群众”的“意志”如果没有领袖，群众只是一群自卑的无足轻重的乌合之众，领袖使群众得到自信和力量。他依靠恐怖主义吸引精英与暴民的参与，然后通过现代化的布道和广告式的宣传包装手段实现了一个谎言构成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世上最精美的华服。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了“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的规律：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