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不三不四”的东西给你人生最多滋养傅月庵：人生忧患识字始。等到会读书，大概就无药可救了。我很早便爱看书，看到有图的书，花花绿绿，便想翻翻看看，等上了学，每次开学发课本，当天晚上非要把所有书都翻遍看完，才肯上床睡觉。识字后，真的便忧患了。家里穷，没教科书。竟然也就超龄阅读了。读什么？我大舅是老国民党员，也是个后备军人，我老去他的书柜翻书，什么《国魂月刊》《战地政务》《中央》《胜利之光》都看，八股得不得了，可在小孩眼中，那是通往看不到的世界的一条路，看着看着，养成了习惯。日后回头读文学、历史书，都不成问题了。我的体验是，看什么书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阅读习惯。有了习惯就好办事！毛尖：是，读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的识字课本是我父母锁在抽屉深处的一本《生育手册》，在我走进教室学“少年宫”前，我就认识“子宫”了。这种今天看来纯属生理知识的读本，在当年属于禁书，所以，我和姐姐如饥似渴地看啊看，这事情的后果并不坏，因为姐姐不愿意向我解释书中的很多生理名词，逼着我自力更生开始认字。认字以后，父亲的书柜就再也锁不住。那些年，名著是凭票供应的，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基督山伯爵》之类的书是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只能激发我们的热情，我们不择手段地找书看，看不到的，就抄，那时流行着多少手抄本已经无法统计。常常，经过太多人手的手抄本，结尾几页没了，于是，有人狗尾续貂，像《第二次握手》，我至少看过三个结尾。而当我终于能读懂《红楼梦》，我发现父亲的书柜也不再上锁。今天想想，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读书岁月。傅月庵：我读国中时，有个同学英文特别好，懂特多词汇，大家以为跟他爸爸是外事警官有关。有一回到他家去，他神秘兮兮地从他爸妈卧房橱柜里拿出一堆英文杂志Playboy，与朋友共享，还指指点点说明这个女生（自然是没穿衣服的）是谁，这个笑话多好笑，这张图片重点是什么。原来他老兄成天查单词，想方设法搞懂内容，英文自然好！那是1970年代的事，Playboy是黄色大禁书，一般人拿不到，果然还是跟外事爸爸有关！说到禁书，台湾直到1987年解严后，才渐渐没有禁书。可我觉得，“没有罚，就没有逃的乐趣”，书不禁，读起来好像很不过瘾。记得我十六岁时第一次读到鲁迅《吶喊》（影印本），那种关窗闩户，紧张刺激的感受，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年代，读这玩意儿，可是要关进牢房的。隔几天，我在教室楼梯口碰到一位国文老师，他悄声正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本《吶喊》！？”我吓呆了：“嗯……嗯……”“借老师印一本吧！”他补了这句，我如逢大赦！毛尖：说起来仿佛蛮辩证。鲁迅是我们从小文学课堂里的必读书，在你们那儿是禁书；而我们小时候偷偷摸摸听的看的，常常还是港台产品。看得最多的是金庸，听得最多的是邓丽君。金庸倒不是禁书，只是父母、老师禁，因为背了《九阴真经》以后，我们就再也记不住《道德真经》，而且，像我表弟这样的孩子，就开始练武功，老想上少林，报纸上也一直有报道，初中高中的孩子偷偷上了开往洛阳的火车。金庸风靡，邓丽君更风靡，因为邓丽君是被官方禁止的。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最喜欢哼邓丽君，那调调，那歌词，驱动的青春荷尔蒙比今天的情色片厉害千万倍。反正，我们都热烈地抄过邓丽君的歌词，就像我们都热烈地抄过地下流传的情色读物《少女的心》。其实，邓丽君在大陆被禁止，不仅因为歌“黄色”，还因为“反动”，比如《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就在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上被认定为“毒草”。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确凿无疑沾着很多少年血。大陆第六代导演很热衷表现这种状况，像《青红》。有意思的是，1982年，我们还出过一本很流行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今天重看此书，很多观点真还挺有道理。傅月庵：说来《何日君再来》这歌还真是命运多舛。抗战后期，日本人一唱再唱，有人说这根本是“贺日军再来”，咱们大后方可不能随魔鬼起舞，禁！到了台湾，国民党还禁它，原因是“内容荒谬怪诞、曲调狂荡低俗，危害社教、歌词颓废，影响民心士气”，讲穿了，“君”还是“军”，不过是“八路军”。没想到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