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秋冬行刑”批判失效之我见柳宗元以系统全面的论辩批判了“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传统法律思想。不论是《时令论》中他所阐释的“四时”变换与人类社会的赏罚毫不相关，还是其在《断刑论》中所坚持的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效率，必须“赏罚务速”的观点；抑或是其从监狱管理的角度，同情死囚犯悲惨的生活境遇，而不应使死囚犯“欲死不可得”的人文关怀。从我们今天看来都极具进步意义，都是易于接受的观点，然则，纵然我们欣赏其思想的先验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我们都明白这世上没有什么终极真理。评判一个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这种极具价值判断色彩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时空性很强的问题，用我们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一种思想理论能够被采纳，也是需要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其批判之所以失效，就我看来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柳宗元《断刑论》集中批判“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谬说，强调赏罚要及时，提高执法效率。他认为，施行赏罚是用来惩戒和劝勉人们的，奖赏迅速及时，才有劝勉的作用，惩罚迅速及时，才有惩戒的作用，如果附会天意，一定要在春夏行赏而在秋冬行刑，那不过是欺人之谈。1.除了前人所论述的“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借天意之名，行杀罚之实”外，他认为那些无道的统治者，因为力量虚弱，需要乞灵于鬼神来帮助他维护统治，所以，所谓“天”和“神”，只不过是他们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然而我想说，恰恰相反，不论是昏庸无道的君主还是治世圣君，统治者几乎无不例外的选择了敬天畏神，是否认可“君权神授”这不是由统治者的个人能力所决定的，在统治者眼中，他们信不信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相信鬼神，相信“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这其实是统治者的驭民之术。而柳宗元试图用统治者的个人能力问题来刺激统治者维护其自尊的神经，令其放弃这种不费吹灰之力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实然不行。2.另外，从我们传统法律思想和习惯法得角度来看，从《左传》开始，“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司法时令说”思想就逐步的在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中所确立。起源起于神权法思想，而发展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赏罚分明，但行刑分时的这种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敬天畏神这种思想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群体共性。这种朴素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后，体现的更加明显。“春生夏长秋收冬芷”不违农时，适应四季的轮回变换，尊重自然的馈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建筑与此基础之上的“赏春夏而刑以秋冬”的政治法律思想，是我们古老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法思想。而理论学家们又将这种习惯法融合夏商周的神权法思想以及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创造出适合统治者维护其权威的各种学说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庆为春、赏为下、罚为秋、刑为冬”将四时阴阳观念附会“德主刑辅”的思想观念，主张“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被统治者所接受，除了这能够体现“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神权思想，树立君主个人的神圣权威外，更重要的是它适合了传统的朴素的自然观。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做的一个比喻“古代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就像是沿着两条在时间上平行的缆绳在行进，有如在两行平行的导线上，其中一条的扰动，就好像有一种感应而影响到另一条。”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体现在人们尊重自然的变换。所以董仲舒的思想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认同，并将其思想进行普及，使百姓也接受相关观点。纵然这种观点在批评家眼里有千般不好，但是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来看，其积极作用还是比较显著的。它适应了农业文明的四时制度，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3.从文化层面来看，在漫长的社会演变中，“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种行刑制度已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浪里淘沙，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在历代的传承中，它沁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标志，被历史所镌刻，被人们所铭记，所认同。这种植根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