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制度与文化的混淆常常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索中国的现代转型时遭遇解不开的结。而放眼20lit纪后发国家的改革历程，我们早己不是只能停留在百年前的问题意识上无所作为，把制度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独立区分开來，问题或许就豁然开朗了。秋风的特稿把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各口的偏颇Z处厘清，试图说明：与其诸诉个人理性的爆发式觉醍,不如步步为营，通过道徳与社会的传统良性回归，让人与社会、国家相互驯化，同步演进,最人限制地规避急风暴雨式的变革，这样才是社会Z福、人民Z福。欢迎读者提供不同意见。人们在100多年前就形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Z变局”，此一变局到今天依然没有尘埃落定，因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性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完善，以致中国在经历2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之后，迄文反而面临诸多政治社会乃至精神的困扰。人们已经普遍地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变革，即建立、完善法治、民主与市场等现代基础性制度。问题是，变革的主体是谁？激励何在？历史似已表明，经过文艺复兴、个性解放所释放出来的个体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相反，中国欲现代化，需要一场道徳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个休释放的得与失按照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叙述范式，中国的初期近代化经历了三个连续递进的阶段：先是开明官僚主导的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仅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继之以晚清维新运动、清末立宪尝试及建立民国的事业，所涉及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的变革；笫三阶段则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彼时的启蒙者试图颠覆传统、重建新文化，以之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木途径。这是中国人建立现代国体的三种不同进路，它们在后来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再现。过去20多年就已经历过一轮循环，尽管次序有所颠倒：首先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随后展开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内容。不过，1990年代Z后,文化运动与制度改苹让位于单向度的器物层而的现代化: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木地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增长。不论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校都口J发现，民众与政府不受约束、狂热而单向度地追求财富的这种心态，是十分特别的。而这种显著的物质主义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连续不断的欧陆式启蒙运动的结果。来自欧洲大陆的启蒙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具有强烈吸引力，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在立国问题上都是文化决定论者。比如上世纪初他们把中国的封建""归咎于人的梢神愚味，而愚味的罪魁则是传统的道徳、价值观念及家族、教会、商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态。因而，近100年来现代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打碎传统，让个体摆脱这些传统道德与社会机制的束缚。他们相信，一旦个体获得解放，成为新人，就可以制定出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中国也就进入美丽新世界。然而，道德就是道德，文化就是文化，信仰就是信仰，本无所谓新】HZ分。道德、信仰、文化的具体内容确实是可以演进的，但其屮的核心价值却是永恒的，它们就蕴涵于传统屮。离开了传统，道徳、信仰、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而没有了这些价值的纽带，社会也就趋向瓦解。因而，追求新道德、新文化的结果，只是破坏而已。经过启蒙观念一波又一波的洗礼，经过启蒙观念所驱动的破除传统的运动冲击，蕴涵于传统屮，并得到传统的权威、礼仪支撑的道德、信念及社会组织形态，在受过教育的民众心中再也得不到尊重与遵行，各种约束人的规范趋向失效、瓦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样，在商业化时代来临Z先，人们就已进入了一种新生活状态，一种几乎不受约束的原子式个人化的生活，人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199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家又把经济学为分析方便而预设的假设——经济人理性，当成一种应然的道徳律令传播给整个社会。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只剩下一条反伦理的伦理规范发挥作用：实现口己利益最大化，并且不计手段，没有任何犹豫。但不幸得很，它也正是今FI困扰国人的种种问题之根源所在。在个人生活层血上，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物质主义必然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因为物欲是无止境的，总有人比自己更有钱。人人都不受约束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