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信仰荒芜的时代民族变得虚无2014-12-05第166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图片：蓝希峰摄）何光沪先生的新书《秉烛隧中》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凤凰大学问联手新星出版社和东方历史评论，邀请了几位中国目前思想界比较重要的学者共同组织了沙龙形式的发布会，共同探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千年互动，追问中国人的“生命之惑”。以下是王东成先生的现场发言实录，个人信仰色彩略重，请大家酌情参考：《圣经•创世纪》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何光沪就是一束光，一束温暖、明亮的光，我祝贺他的书出版面世。光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就是驱除黑暗，就是在驱除黑暗的过程中获得存在的价值。像种子的命运和价值一样，光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光的价值是悲剧的价值，因此，光的荣耀和成就，就是悲剧的荣耀和成就。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是一个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我感觉当下中国很需要一些侍奉“两会”的人，即侍奉教会和社会的人。有人信奉了基督教之后，就开始一味用“神言神语”说话，让社会上的人根本听不懂；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他们不愿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觉得很不安全；同时觉得自己在世上就是一个寄居者，因此对大地上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锡安教会原有三大“异象”（使命）：“聆听上帝的话语，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推进福音的西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我们又确立了一个“异象”：“培植大地的希望。”基督徒也是公民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理应关注脚下的大地，关注大地上的人们。基督徒承担着一种责任和使命，这种责任和使命就是爱与公义，而非个人的名与利。基督信仰在当下的中国还很边缘化。比如说，我们为了长假调休而占用了大量星期天；而星期天基督徒理应去教会敬拜上帝，占用星期天实际上就剥夺了他们在周日做礼拜的权利然而，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完全熟视无睹。这种“剥夺”也恰恰证明，今天的确是个信仰荒芜的时代。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去马来西亚旅游，一天，我们的旅游车到加油站加完油便继续上路了。我们的车已经开出去很远，一辆摩托车追上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对我们的司机说：“对不起，我忘记给你们找钱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回去找，人家承认有这回事儿就不错了，就应该感激不尽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便问马来西亚的导游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导游用手指着天对我说：“在我们马来西亚人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真主都知道。”我当时心里一阵莫名的悸动：是这样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是也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吗？然而，当下的中国人，还有这种敬畏吗？还怕做了什么坏事有报应吗？只要为了钱，我们一些人什么事情都敢做。当年我们到印度，一位瓦拉纳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印度学生向我们询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印度人是有信仰的，我们印度人的节日大都是不吃不喝的节日，可是你们中国人的节日几乎全是大吃大喝的节日，难道一年365天，就找不出几天静静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吗？”问得好啊。不过，我们真得先问问自己：我们还有灵魂吗？我觉得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状况，这个状况从本质上说，就是信仰的荒芜。我们心中要有道德，没有道德，人就不能叫人。我们心中的道德就是良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种良知是上帝植入我们心里的。所以，最值得重视的事，就是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在信仰荒芜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变得虚无，我们的民族文化变得虚无。百年来，我们请“德先生”，请“赛先生”，就是没有请“耶先生”，甚至打击“耶先生”连我们的精英知识分子（例如蔡元培等）都要大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排斥“耶先生”的“非基”运动。在我看来，“耶先生”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介绍人”，更是他们的“根”。“德先生”、“赛先生”是“耶先生”这个“根”长出来的树干和果实。令人痛心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与它失之交臂，浪费了大好的时机。不过，“耶先生”并没有放弃我们，还是以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