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一)一、文学史上的中西之争与国家焦虑汪政：中国文学在什么时候有了异已的参照的？至少在近代以前还不是非常的明显。此前的文学讨论或争论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进行的，有自己固有的话语方式。但是，随着近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国”渐渐变得清晰，不再是一种神话与想象，而在文学领域，自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与林琴南的翻译之后，外国文学便渐成规模地来到中国，而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基本上一直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中国文学不管是从主题还是从题材，不管是从文体还是从语体，都退出了主流，以至文学史家有所谓断裂之说。不过，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的文学就一直处在一种矛盾与尴尬之中，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以及一些相关的话语就没有断过，此起彼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以降，是其中的几个大的潮头。总的说来，中国文学界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一方面，似乎很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衔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欢欣，另一方面又很眷恋自己的传统，为自己在世界文学面前的身份迷失而焦虑。何平：如你所说，迟至十九世纪中期，东西方文学几乎都是在相对自足、独立的文化空间发展着自己。十九世纪中期，这样的彼此隔绝的状况彻底地被打破，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吸纳变得日趋普遍和深入，中西文学的对话成为可能。但值得指出的是，相当长的时间，伴随着殖民化的进程，西方文化一直占据着强势文化的位置，因此，所谓的跨文化对话往往是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在这样的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书写自然面临着存亡断续的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所谓的整体性的国家、民族、代际焦虑和中国经验才显得非常突出。张光芒：西方文化的强势不仅表现在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就是竭力赞扬中华文明，也摆脱不了东方边缘性焦虑。以美国华裔文学为例，两位干将汤亭亭、谭恩美以弘扬中华文明的小说《女勇士》、《喜福会》等赢得美国主流文坛的认同。但是，这样的作品获得认同并不表明“中国形象”获得尊重。实际上，且不说美国主流文学对其作品的认同主要是出于对陌生化、异质性叙事效果的兴趣；就作者本身而言，其对母体文明的追溯也是一种西方化的追溯，根本摆脱不了西方文化的深深印痕，以至于其弘扬的所谓中华文明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西方文化视角中的误读。贺仲明：国门打开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动的，再就是被动的，中国几次打开国门，可能都有形势所迫不得已的因素。十九世纪鸦片战争自不必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内在压力。被动的心态和主动的心头就不一样，焦虑、困惑、矛盾，可能比其他情况要更突出一些。因为你本来并不想打开，没有办法啊，就很难维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中国近现代以来很多问题都与这种心态有关，包括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问题等等。---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何言宏：诸位所说的中国文学的国家焦虑确实长期存在，但是文学界的国家焦虑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国家焦虑的特殊体现。我们在考察这一国家焦虑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到其中的复杂性。比如，国家焦虑在清末民初，可能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强国梦”，是关于国家的未来想象，这种未来想象，一直贯穿着整个世纪，至今未绝。然而复杂的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未来想象又是很有差异的。一九四九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想象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化，这一想象仍然在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学的国家意识，“国际主义精神”就非常突出。“文革”结束了，“国际主义精神”退缩为“新时期”之初曾被突出强调的“爱国主义”，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很多作品和文学现象中，解读出这一话语甚至因此而产生的话语冲突。而到现在，“大国崛起”，不正是一种新的国家焦虑，或者说，上世纪开始成为问题的国家焦虑，不正是演变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了吗？我觉得，考察我们的文学，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傅元峰：文学的国家焦虑和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