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影响及重构途径朱立言/刘兰华【专题名称】公共行政【专题号】D01【复印期号】2010年12期【原文出处】《行政论坛》(哈尔滨)2010年4期第54～58页【英文标题】TheImpactofBuildinga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onPsychologicalContractofCivilServantandItsReconstruction【作者简介】朱立言(1949-)，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刘兰华(1977-)，女，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组织领导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内容提要】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作为一次政府转型，无疑会对公务员的心理契约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要求他们在角色定位、回应对象以及职业态度和工作方式等诸多方面作出调整和转变。通过分析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影响，提出重构适应政府转型的公务员心理契约的途径在于：重塑公共行政价值观、建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重视公务员职业发展管理以及建立公务员心理契约违背的预警系统等。【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转型/公务员/心理契约/重构途径EE43UU1730355：D630.3文献标志码：A：1005-460X(2010)04-0054-05引言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在目前的公共行政行为中，之所以会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其根源在于政府的价值定位偏离了公共利益的轨道。公共行政行为本质上是政府体制、职能、机构与人员素质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体现与反映。公共行政行为的优劣，既源于政府及其官员对行政理念与行政价值的选择，又源于行政体制、行政职能以及政府机构设置的合理化程度，它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综合评价。过去我们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的法律及规章制度上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但是始终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这与传统的政府体制直接相关。传统的公务员管理很少从微观层面对公务员实行“心的管理”。过去更多的是把公务员当成实现政府意图的一种工具，而没有把这个群体当做一种人力资本。对公务员来说，他们进入公务员群体，除了物质上的需要外，他们更是把这份职业作为精神满足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途径。这样在政府和公务员之间就出现了对双方心理预期的误读。心理契约正是从微观层面来研究个体与组织之间对对方的一种心理预期。如果公务员和政府之间能够形成和谐心理契约，公务员的付出和回报之间有较为清晰的路径，这样就可以避免不确定性给公务员带来的不安全感、无力感和无奈感，有助于在公务员和政府之间形成高度信任的关系，从而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沟通障碍，能够使公务员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政府转型。而服务型政府强调公共利益、公平、回应、责任等理念，这些理念必然也会对公务员传统的心理契约产生影响，但这何尝不是建构公务员新型心理契约的契机呢？一、相关概念阐释（一）心理契约心理契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霍桑试验，这一概念被真正引入管理学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行为学家Argyris(1960)在探讨工人与工头之间一种隐性及非正式的默契关系时，首次提出“心理工作契约”的概念。Levinson，Price(1962)等人通过分析874名雇员面谈资料，肯定了Argyris的发现，并将其定义为：雇主与雇员关系中事先约定好但内隐心中没有说出来的各自对对方所怀有的各种期望。Schein（1965，1978和1980）在二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心理契约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于行为动机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将心理契约定位为时刻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未书面化的期望。并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个体和组织两个层次，他强调心理契约虽然是内隐的、非书面化的东西，但它在雇佣双方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起着核心作用。心理契约一旦被破坏，将导致员工不再信任组织和为其服务，从而最终危及组织的正常运转。Kotter(1973)对心理契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认为心理契约是存在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份内隐协议，他把一方对另一方的付出以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