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下的民意与管治传播学视角下的民意与管治[1]毕研韬，李燕燕（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社会管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迥异。一般认为，民众对政治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畅通言路、尊重民意、践行“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关键词]民意；管治；社会资本；王道[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2008年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接踵而至的“暴力事件”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用来作为口号而是作为行动指南的。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1]。在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持续升级的今天，中国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模式正在经受考验，以民意为依归必将成为执政者的共识。一、民意与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管治中的地位与角色迥异。英国政治学者JanetNewman曾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2]34、38。“等级制度模式”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民意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尊重民意、塑造民意是民主国家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JanetNewman的观点与欧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争霸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总是试图劝诱被统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观、价值观，但这个“制造同意”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协商、对抗完成的。路易?阿尔都塞则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中国的封建帝王对民意也有着深刻认识与经典阐述。“得民意者得天下，失民意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已能覆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遗产。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尊重民意、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民意，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觉悟”，而在民主国家，政府以民意为依归是宪法与制度的要求，是政府运行的前提和保障。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共识。2002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新三民主义”。2003年7月，胡锦涛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承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表示，我们“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二、民意与文本解读英国文化学者StuartHall发现有三种文本解读方式：“合意的解读”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文本传递的任何信息,“商榷的解读”批判地接受文本信息，“对抗的解读”则总是将文本欲传递的任何信息朝反面理解。一般认为，受众采取何种解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传播学上的“选择性机制”认为，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相矛盾时，人们往往会感到不安。在“认知不协调”的困扰下，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措施以减少不协调。这些措施包括对周围环境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解释和选择性记忆[3]135-137。换句话说，受众只接受与其观点相吻合的信息。与此相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W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Postman）[4]24认为，那些不为受众欢迎的官方解释或报道常被视为谣言或宣传。社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D.Mc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