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比较、借鉴中探索执政规律的几个问题王长江研究执政规律，就要对执政党的活动进行比较。十年前，我在《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和《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两本论著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党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的观点。十年后的今天，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并越来越成为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科。这是值得欣慰的。因为这至少表明，我们对于其他政治体制的态度已经比较客观，对政党活动规律也已经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为了推动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在这里，我想就几个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各位同仁。第一，政党执政既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所谓规律，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所以，规律又称为法则，表示它客观的、人的主观意志所不能抗拒的一面。政党执政规律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知道，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所谓执政，简言之，就是政党以一部分人（或全体人民）的名义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据此，政党执政规律可以表述为：执政党在控制和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因此，规律讲的首先是共性。这种共性，是无论什么性质的政党都必须有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比如，政党都是由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而成的政治组织，没有共同政治意愿，不是自愿结合，或者目标不是参与政治、角逐政治权力，便难以当作政党来看待；政党都要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追随者，因而都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政策主张具有吸引力；政党都要建立适当的组织架构，以便能够把忠诚于本党的人团结在周围，并和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准确地传递信息，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政党都要把取得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利用国家权力推行自己的价值理念，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等等。这些共性，决定了政党的所作所为必定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其实并不承认这种反映共性和普遍性的一般规律。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对这些共性的东西研究不深，不如说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有太多的禁区而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似乎不谈共性才算是划清了界限，而谈共性往往意味着混淆正误，有模糊立场之嫌，甚至很容易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遗憾的是，客观规律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因为人们有意忽视它而失去作用。相反，忽视它，受惩罚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缺乏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明明可以从其他政党那里借鉴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我们却一概拒之门外；明明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予以避免的失误，我们却依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以为，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研究执政规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如果我们对规律的认识再深刻些，对其他政治文明的态度再开放些，原本是可以更科学地执政的。毫无疑问，谈论政党活动的共性，并不否认政党活动还存在各自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和政党的性质、政党所在国家的国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各类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殊的活动轨迹和发展趋势。这种特殊轨迹和特殊趋势，可以看作该类政党特有的规律。例如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特殊规律，社会民主党有社会民主党的特殊规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有自己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规律。研究政党活动规律，特别是研究政党执政规律，必须善于既把握一般性，又把握特殊性。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放弃了自己的本真，很难走出一条适合本党本国特色的道路。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往往主要不是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恰恰是强调特殊性而忽视一般性，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或许和我们的历史及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有关系。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其他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那里是政党的发源地）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因而有着更多的特殊性。我们的政党不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而是在专制制度下为推翻这一制度而产生；我们的政党不是产生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土壤，而是产生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