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为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进一步指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明确了减税降费的具体举措、配套措施、目标等内容。新时代的减税降费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高培勇，2018）。首先，新时代的减税降费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着眼于降成本，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方式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落脚于供给侧；而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背景下，着眼于增加可支配收入，通过企业（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来刺激投资（消费）的扩张，落脚于需求侧。其次，新时代的减税降费是聚焦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是聚焦于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政策举措，为实现短期经济稳定而设计。最后，新时代的减税降费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最终目标，而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为最终目标。综上所述，新时代的减税降费在基础理论、作用时效、主要矛盾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减税降费。一、新时代减税降费的现实依据进入新时代，我国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一）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新问题、新矛盾交织叠加，导致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具体表现如下：首先，投资、消费增速放缓。一方面，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其绝对优势明显，然而近年来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疲软，2019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为近16年来最低水平。其次，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产品附加值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比较突出；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附加值低，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体系以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这已不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传统产业急需转型升级，唯有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才能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高培勇等，2019）。（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人口红利优势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人口红利，低成本优势一直以来是我国奇迹的重要支撑，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新出生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红利优势减弱，传统比较优势消失。第二，企业用工成本不断攀升。为满足企业自身的用工需求，增加自身的吸引力，企业采取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式保障劳动供给，这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居高不下的用工成本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第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应尽可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目前虽然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不断降低，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部分行业市场准入成本较高，管制多、办事难的问题仍然存在，营商环境还有改进空间。（三）科技创新成效不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科技创新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创新体系不健全，政策很难落地。由于缺乏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缺少评价创新效果的制度体系，缺乏试错、容错、纠错的体制机制，企业不敢放开手脚，创新动力被束缚，创新制度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第二，创新动力不足，停留在模仿层面，原创性保护意识缺乏。企业善于从国外吸引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对于先进技术的二次消化和吸收不够，主要停留在模仿层面，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强。同时我国对原创性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淡薄，原创性技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弱化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第三，激励举措有待完善，激励效果缺少评价。已有研究表明，制约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宏观因素主要为税负（杨继生等，2018），减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