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内容提要】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后来，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一、引言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前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平野义太郎，1944）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施坚雅，1964）后来的学者针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中国乡村基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黄宗智把这二者的对立总结为西方形式主义与日本实体主义的取向之争，并把这个争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南北方经济商品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宗族势力强弱的差异、以及南北方村落居住型式的差别，并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从商品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黄宗智，1985）杜赞奇则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更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杜赞奇，1988）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二、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按照杜赞奇引用旗田巍的观点，“共同体”一词源于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等人把这个概念用于中国研究，意在寻求“所谓中国农民中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原始的亚细亚式的‘合作共荣’价值”，以支持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杜赞奇强调村落共同体的内聚性本质，这种内聚性包括以下几点：(1)具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2)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存在明显的“排外”现象，本村人与外村人具有明显的身份差别，获得村民身份具有比较严格的条件，(3)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和高于个人层次的集体生存利益，(4)内部具有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5)是下层合作的中心，存在集体的行动和仪式，(6)道义的权威中心。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落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基本社会单元。（杜赞奇，1988）按照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村落则并非如此，这一方面在于村落的开放特征上，另一个方面在于村落无论从对外还是对内的角度来看，都不构成中国乡村村民生活的结构完整和功能完备的单元，构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基层市场共同体。“基层市场”是指这样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的正常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而村庄和在一般村庄层次上的存在的“小市”“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它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施坚雅，1964,P6）按照施坚雅的观点，“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确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确定。”（施坚雅，1964,P40）这个边界除了上面市场交易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具有基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载体的含义，这个方面的含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