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启蒙运动，又称“新五四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由共产党人发起的，广泛吸引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五四”阵营的瓦解，各种思想黑潮又沉渣泛起。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新形势下继承并完成“五四”启蒙的使命，唤起民族的觉醒，引起了进步思想界的广泛关注。1936年，以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张申府、柳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毅然举起了思想启蒙的旗帜，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发起了震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它历时不长，但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在晚年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拿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和五四运动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讨论的规模上，还是从引起的社会反响上，三次论战，都无法跟新启蒙运动相比。为什么三次论战可以进入书写视野，而新启蒙运动却在排斥之列呢?后来，吴雁南先生在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时，以“新启蒙思潮”的方式，将新启蒙运动编入书中。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于此可见,“新启蒙运动”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翻检出来,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再评价。一、新启蒙运动发起的背景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经历曲折的演进过程逐渐促成的。新启蒙运动也不例外。新启蒙运动之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反对国民党文化法西斯主义。在外敌压境、亡国灭种国难的时刻，国民党政府视历史潮流于不顾，为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力图重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培植了大批御用文化机构。“民族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中央俱乐部”等法西斯社团纷纷成立，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局等数十家国统书局遍布各地，“独裁政治论丛”、“法西斯蒂丛书”、“国际名人传记丛书”等一时大批涌现，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物的传记或言论集等，到1935年已出了上百种，使法西斯主义黑潮一时泛滥猖獗。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绞杀革命文化，企图剿灭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一方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所开列查禁的文艺书籍竟达564种，同年8月制定的《取缔反动社会科学书刊一览》又开列---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查禁社科书刊676种，至于各地方公开或秘密查办的书刊更是不可胜数。另一方面，又采取卑鄙手段对进步文人进行拘禁、迫害。“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正如吴承仕当年所言，“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国民党法西斯文化政策的实施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和遭受外国侵略，是由于“一般人都没有礼、义、廉、耻，都丧失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固有的德性。”[13]790在蒋介石看来，个人道德的丧失必然导致民族道德的堕落，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