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打一仗”为何获企业家掌声《中国人成熟吗？》摘录三：俾斯麦的经验对今天中国的启示2013-07-2211:26:57归档在我的博文|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紧接着出现以下几个进程：一、城市化的展开；二、军事实力的提升；三、资源日渐紧缺，并由此而导致向外探寻资源；四、国家实力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外延伸。上面几个进程中，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蕴藏最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阶段；身处这个时期的人们，大都处于极度的矛盾煎熬、冲突频发和心灵茫然之中。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个阶段。事实上，178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好是这个阶段，无论是狄更斯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还是恩格斯1842年写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抑或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描绘和角度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源于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德国的工业化进程晚于英国七十年展开。1850年左右，德国开始工业化进程，1870年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其后的二十多年也正是德国进入城市化，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展开的一段时期。那段时间，德国内部不但农民大量进入城市，而且城市内部的早期产业工人也爆发出对早期资本主义血淋淋剥削的极大不满，因而工人罢工、起义持续不断。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德国产业工人的这种愤懑情绪还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注解，因此对俾斯麦来说，问题就更为头疼。而恰好在城市化展开的同时，由于作为其前提的工业化已相对发达，因此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展开。另外，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达，国内资源开始紧缺，迫使刚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外，既寻求资源，也寻求市场，而这一探寻过程又十分自然地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当一个新兴国家崛起后，它的这一向外探寻过程，必然会与已经占据资源和市场先机的老牌国家产生严重冲突；而新兴现代化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又正好为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物质和现代化的保障。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早已被列宁在一百年前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予以归纳和提炼。下面的问题是：由城市化而带来的内部冲突频发和心灵茫然，在这个时候将如何左右外部世界的必然冲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内部矛盾频发的时候，是否会产生“矛头外移”的情况？从国际和历史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如上所述，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英国城市化展开的关键时期，恰好在这段时间，英国也大量开始其对外扩张的进程。虽然英国向世界的扩张远早于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但大英帝国在远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向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恰好在这个时段内发生。如果说，英国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内部矛盾对外部扩展的影响，那么德国1870年到1914年的历史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这四十四年是德国工业、经济、军事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德国统治者在消除和舒缓社会矛盾方面做出迄今被证明十分成功探索的一段时间。然而，先后以俾斯麦和威廉皇帝为代表的德国统治者，其面临的社会矛盾压力恐怕是迄今任何统治者都没有经历过的。如上所述，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理论纲领到行动策划、组织的脱胎转型，大量的工人罢工和起义在这段时间发生。对此，俾斯麦的逻辑非常简单：工人到底想要什么？无非是生活待遇和安全保险，那就给他们就是了。于是，从1884年开始也是德国社会福利制度迅速建立，劳资关系通过一系列“企业自决”机制得到改善的时期。由此，俾斯麦成功地分化了追求社会保障的工人和他们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却没有在德国最终取得成功。这与俾斯麦统治的二十年间成功化解社会矛盾，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虽然如此，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还是令当时的德国统治者不胜其烦。恰好此时，国际形势吃紧，尤其是德国与俄罗斯、英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左右，德国面临的实际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这是一种主动的矛头外移，但德国上层、民间确实不约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