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逐渐呈现“非物质化”官员极容易成“俘虏”2010年06月13日07:52:14：《瞭望》新闻周刊厘清非物质贿赂“盲区”为加大反腐力度，应尽快扩大贿赂犯罪的制裁范围，将“非物质性利益”纳入刑法规定当中在我国，很多贿赂近年来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为隐蔽性较强的非物质贿赂。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有关部门对非物质贿赂的打击，无论从现实到立法，似乎属“反腐盲区”。根据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重点查处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的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这八类行贿犯罪也把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外，比如提供商业信息，以及为他人子女上学、参加工作提供方便等。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非物质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用道德、纪律、民事和行政等手段均不足以调整，为适应新的反腐形势，应从立法上将非物质性利益也纳入贿赂犯罪的标的范围。贿赂逐渐呈现“非物质化”今年2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民警魏某受贿案在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法庭查明，魏某除受贿6.3万元现金外，还“笑纳”了行贿人花钱雇用的“小姐”。在此案中，尽管魏某有接受性贿赂的事实，但因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并没有被纳入认定的受贿的数额范围。2007年1月，浙江省丽水市景宁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被告人温某系丽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结识包工头丁某后，从2003年起，由其带领到杭州、厦门、温州等地嫖娼。起初，丁某将嫖资预先支付给卖淫者。后来，丁某将嫖资给温某自行支付给卖淫者。作为回报，温某为丁某争取到了数个大工程，使丁某获得巨额利润。案发后，检方认为，起初的嫖资给付对象为卖淫者，不属温某所获贿赂；后来的嫖资，给付对象为温某，应当计入受贿数额。法院采纳此观点，认定温某对后来的嫖资构成受贿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此外，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由此可见，我国贿赂罪的相关规定与现实已经形成很大差距——有些贿赂已偏离传统的权财交易，并逐渐呈现出非物质化，除常见的性贿赂外，还表现为间接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间接贿赂成为最普遍的一种非物质贿赂，比如出国出境旅游、介绍职业、提职晋级、调换工作、安排出国留学，帮助官员发表学术论文，或无偿向官员长期出借住房和汽车等。这种间接贿赂的主要特征，是行贿人不直接给受贿人金钱或财物，而是让受贿人通过第三者非法获得利益或服务，以达到利益与职权交换的目的。“信息贿赂则是行贿人通过向有关人员提供信息而获取好处，接受人可通过对所获得的信息的利用，获得可观的经济或政治利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信息贿赂主要表现在提供人事职务升迁信息、商业秘密、审判秘密等几方面。”而业绩贿赂主要发生在同系统上下级之间，行贿人利用与上司的工作关系，故意将其业绩推到上司身上，有些上司为了升官也向下属索取业绩，并封官许愿，在其得到提拔晋升后，主动或被动为下属办事。非物质贿赂的“青蛙效应”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逐步注重对非物质的、精神需要的追求，这给非物质贿赂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非物质贿赂往往是物质贿赂的前奏，行贿者有时多种非物质贿赂手段并用，然后物质贿赂跟进，使官员在不知不觉中突破法律底线。”李成言说，“非物质贿赂很注重‘人情味’，官员极容易成为‘俘虏’。”事实上，非物质贿赂确实具有惊人的钻透力和成功率。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围拢在他身边的企业老板越来越多，他们就经常对周良洛进行非物质贿赂。北京一位曾参与经办周良洛案的检察官向本刊记者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