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苏联发生了剧变(苏共垮台，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联盟解体)，这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关于它发生的原因，中外学术界、政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文只就我国学者对这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我国学者有的将其分为内外因；有的分为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有分远因、近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说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苏联剧变的外因，这已是我国学界不争的共识。10年来，我国学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侧重于从内部探索苏联剧变的原因。一、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巨变的关系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发生剧变的，所以说到苏联剧变，不能不提戈尔巴乔夫，我国学者对此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李振城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在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政治信念上即精神支柱上动摇、叛变，自然会导致对异已思想和异已政治势力的顶礼膜拜，屈膝投降”，这是“导致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和全局性剧变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1](p.21)李寿源指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2](p.235)冯特君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的内因，也是主要原因”。[3](p.171)俞邃指出“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共领导的路线政策错误，在苏联的剧变过程中，相互作用，前者是基础因素，后者是决定因素”，“这里就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4]第二种观点：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法的失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应负主要责任。郑异凡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形势所逼：在用“计划加动员”方式无法改变苏联种种弊端的情况下开始走上经济改革的，而经济改革也遇到了严重的阻力，无法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才转而求救于政治改革，以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庞大的党政机关——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但是，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一个问题：苏共在苏联已经成为管理国家大大小小事务的机器，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对这台机器只能修理、改造、改善，而不能轻易打碎、抛弃、砸烂。“到了改革后期，这个党尽管扮演不了先锋队的角色，但是管理国家上仍然离不开它，一旦抛开它，整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5]张盛发也认为“追根溯源，是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政治改革使苏联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使苏共走上灭亡”。第三种观点：承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中应承担个人责任，但更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既定历史条件。张玉良认为“苏东剧变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初衷”，“苏联社会内外矛盾的长期积累决定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扮演这些重大社会矛盾解脱者的历史角色”，而“当代苏联的社会历史特性”则导致戈尔巴乔夫“进行历史性解脱的最终结局”——苏联解体。[6]马闪龙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一方面在他自身原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各个时期苏联沉淀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7]季正矩认为“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但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理由有二：1、“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2、“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8]第四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上责任只是浅层的，表面的，只属于导因性质。如郭焕成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9]陆南泉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分析，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剧变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苏联剧变的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