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瓶颈及其对策探究摘要：分别从资源、资源、资源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安全阀机制一一保障先天不足的成固。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缓慢、精英群体的责任缺夹、政府自主性的降低、国民能力的下降等等因素是社会保障瓶颈的重要致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一项基本制度安排从来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忽视。而正如智利的社会保险私营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军人执政的背景下出现，美国迄今仍有3000多万人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一样，任何脱离本国的时代背景而妄论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都是非理性、非实证的。自从米歇尔（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想家首次提出“断裂”观念至今，断裂时代成为论证我国当今社会结构形态的最常用词。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这些破碎的部分，没有办法把它们连为一体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企图运用社会资源变迁作为分析手段来揭示分裂时代下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危机的致因，从而提出解决对策。一、社会资源变迁及社会保障瓶颈的成因分析根据孙立平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新趋势的划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是一个界值，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在这一时点前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改革伊始至90年代中期，社会资源由国家计划控制的极度“匮乏”状态进入到开放的改革状态，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扩散的“普惠”效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弱势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乡镇，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消化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被吸纳入个体经营的圈子，经济收入的提高部分弥补了身份上的差次，并进而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转轨所需要的消化日益显性化且分担不均，社会分层中的中间层被分化的两极严重抽离，大量的贫弱人群成为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游离于体制之外，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缺位，进而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全方位断裂。以社会资源的变迁考量这种变化，无疑是最为有效的论证途径。（一）社会资源变迁具体表现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等的重新配置上。1.经济资源重新积聚。2000年至今，在世界经济普遍走低的背景下，我国却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在吸纳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拥有了经济资源的绝对优势。胡鞍钢教授指出，上海、广州、江浙等开放城市占有了我国近80%的经济资源，而其中不足10%的富裕群体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然而，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社会公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得以体现，相反，宏观繁荣与微观不景气形成鲜明对照，经济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资源积聚的速度与规模效应越明显，贫富差距越明显。胡鞍钢教授分析说，近十年来，居民储藏额增长了十倍。然而，高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却愈来愈大，1996年城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为4.1倍，到2000年扩大为5.7倍，前者增加了4140.1元，后者仅增加了107.9元，前者为后者的38倍。2001年度（福布斯）排名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而另外一个让人难过的景象是：2000年度，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六省区的年纯收人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豪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第二，贫富差距现象中，最恶劣的一种结果出现，即被抛人底层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作为社会机制供血者、本应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发育。首先，在城市，失业者和隐性失业者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改革以前，国企职工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数量最为庞大的典型中等收入群体。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资源的重新积聚，作为被转制成本所消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丧失了以前赖以生存的稳定经济资源，从而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此外，从中游离出来并且不被城市所吸纳的人员也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