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化抢救”指引下的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不少作家的文献资料在学界的“文化抢救”下被挖掘被整理。本书的整理者易彬先生近年在彭燕郊先生的文献搜集与整理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对彭先生的采访、彭燕郊与文化界人士往来书信的搜集等。易彬先生做这些工作，一是由于对彭燕郊先生的敬仰，二是绝知此事的躬行对学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裨益。《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一、更为立体、完整的“彭燕郊”形象彭燕郊先生被大家广为熟知的身份主要是“七月派”诗人和“胡风分子”。即便如此，笔者发现不少文学史在书写“七月派”时对彭先生所着笔墨不多，有的甚至是忽略过去。整理者易彬先生认为“文学史上却往往又会有错位的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往往并不能及时获具与其写作相称的诗名，彭燕郊即是这样的一位”。通过此书，易先生从彭燕郊的家乡、生活经历、阅读情况、写作历程、与文化界人士交往等方面，力图为读者呈现一个更为立体、完整的“彭燕郊”形象。我们发现，彭先生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两种身份，至少还应有四个大的身份，即“文艺活动家”、“民间文艺工作者”、“新四军作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彭先生生平策编过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刊），如《诗苑译林》、《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等，编过《力报》、《广西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副刊。他在民间文艺尤其是民谚、民谣方面也有所成就。彭先生还参加过新四军，从事群众工作、“民运”工作。定居湖南后，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大学。以上都是书中谈到的有关彭先生大方面的人生经历，此外书中还有几处涉及彭先生的小的掌故也颇有意味。比如在桂林被禁闭期间，彭先生留下一支烂笔，和着摻水的墨水，写下了一些诗稿，然后用钱收买国民党的看守，让其将诗稿送出去;他在香港编《文汇报》副刊时，每天登马经、粵曲唱词;再如彭先生把和自己一样爱诗的朋友称作“亮亮”，出版了诗歌评论集《和亮亮谈诗》。其实，最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在硝烟弥漫的年代、知识分子黑色年月，还是在退休后相对轻松的时光，彭燕郊先生始终坚持写作、从事文艺活动，他从未放弃过对文艺的探索。他说“对革命的向往，对人民群众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土地和大自然的爱”是构成他写作的三大最基本的动力。这样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对革命报以激情、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的彭燕郊先生，极具人格魅力。《谈话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立体、完整的“彭燕郊”形象，他不再是书面诗行中的彭燕郊，而是鲜活的、可亲近的。超越了以往材料的局限，彭先生丰富而沧桑的生命历程清晰地放映在眼前，这也是访谈材料较之于作家作品等资料的优点所在。二、诗学的探讨书中多处谈及诗学理论，第六章《外国诗、古典诗歌、民歌与中国新诗》集中探讨了中国新诗建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易彬先生拟的三个小标题很好地概括了彭先生相关的诗学理念，“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诗歌潮流的大方向”、“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很多很先锋的东西”、“民歌精神是非常真实、非常淳朴的”。“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诗歌潮流的大方向”，实际上就是要以一个开放的视角来看待诗。“门己经开了，关不住了”，中国在闭关锁国之后，诗歌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外国诗歌，所以必须要不断学习和探索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有参照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进步。彭先生的这个理念不仅对于中国新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彭先生才如此热衷外国诗歌的评介。“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很多很先锋的东西”，这个提法是具有建设性的。彭先生举了李长吉、苏轼、杜甫、韩愈等实例，他认为李长吉诗思的跳跃、苏轼的象征主义手法、杜甫诗歌语言的倒装以及韩愈颇具现代意味的写法都是大胆、敢于创新的，是先锋的，“诗歌的发展必须要丢掉旧的躯壳，旧的形式，但并不意味着把旧的好东西也丢掉”。关于第三部分，易彬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觉得其实现代文学里也有一根线，它不是很强势，但是一直存在，那就是对歌谣的关注。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