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褒钟贬王论小议林圭梁武帝褒钟贬王之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下简称为《十二意》）中。本文拟从梁武帝此文的写作时间，当时的现实条件，梁武帝的写作动机，此文的客观性，内容分析，当时人的反应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等等方面作一粗浅的探索，不妥之处请各位方家指正。《十二意》的写作时间，当前还没有材料能供我们确定其准确时间，一般研究者都是根据袁昂的《古今书评》来作判断，因为袁昂的《古今书评》与《十二意》有一定的关联。且《古今书评》为梁武帝普通四年奉敕而写。《古今书评》与《十二意》的关联是《古今书评》中有“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这就产生了《古今书评》与《十二意》谁先谁后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古今书评》在先，有的学者认为《十二意》在先。（1）由于材料有限，单从文本作出的分析，恐怕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文的写作时间应是很接近，这样我们大致可先判断《十二意》写于普通四年左右，我比较倾向于《十二意》在先，后文再作分析。东晋以后的南朝，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当然是二王，尤其是小王。陶弘景的评价是“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世略，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造成二王书法大盛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二王书法在技法上所达到的高度。根据王羲之的《自论书》以及南朝人的评价，应是与钟繇、张芝不相上下。但他们有两点却是钟、张无法比的，一是他们开创了妍媚的新书风，是世人所喜爱的。正如宋虞和所说：“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二是钟、张之书以其时代久远，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人们即使想学也无从学起。二王独尊的局面，我们从宋、齐、梁三代皇室、显贵的收藏以及当时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造成小王书更为盛行的原因，可能与王献之的徒子徒孙较多有关。王献之的弟子，以羊欣最为知名，其他尚有邱道护、谢灵运、薄绍之、孔琳之、范晔、萧思话、宋文帝、萧子云等等，今天所能看到的王僧虔父子的书法，也是以献之法为主。反观王羲之的弟子，可能除王献之最为成功外，其他人的影响均不及献之的弟子，献之变羲之之法而授其弟子，所以他的弟子所学乃献之法而非羲之法，有如今日之学时人书，这样可能慢慢地会产生一些流弊。如果说梁武帝觉察到王献之书法独盛所产生的流弊，而推出褒钟贬王之论，哪么他无疑算是一位高明的书法理论家，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刘涛先生认为：“梁武帝崇尚儒学，而儒学的重要旨趣是崇尚‘前典’，他多次申言自己‘尚想前哲’、‘取监(鉴)前哲’，‘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所以他于书法要提倡古于二王的钟繇。钟书固然是王书的前典，实际上钟、王之别不过是魏晋新书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真正代表汉魏古法者，当推卫氏。由于卫氏书法东晋以来失传于江南，则只能追述钟繇了。在梁武帝复古的语境里，钟繇是一个观念符号，用以表达移风易俗，回归‘古典’的旨趣”。（2）刘先生这一段话，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但恐怕尚未中肯綮。我倒以为王家葵先生的话更符合当时的实际。王先生认为：“梁武帝如此之推美钟繇，确很难说是出于书法的原因，褒钟其实是为了贬王，结合前述王羲之家族的道教背景。不难看出，贬王的真正动机是排道。”（3）我以为，以此作为梁武帝写作《十二意》的动机可能更为准确，梁武帝以褒钟贬王之论，是他舍道向佛以后与道教的一种切割，表明立场而已，至于明知不符合事实，也顾不得许多了。事实上，梁武帝在他当上皇帝的天监初年，即令周兴嗣次韵殷铁石所拓王羲之书为《千字文》。天监中，梁武帝仍“披访天下法书图籍，大有所获。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折而装之，更加题检。”其中的二王书法，多达七百六十七卷。（4）而钟繇的书法则只有一卷，而旦还不是真迹。梁武帝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推出褒钟贬王论，很难说是因为书法方面的原因。因此，可以认为他绝非是为论书法而论书法，而是借助于论书法来达到他另外的目的，也就是前面王家葵先生所说的“排道”的目的。下面，我们对《十二意》的文本作一简单的分析。首先《十二意》的“意”，在书法理论中，有其特殊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