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变迁视角下中国银行业反垄断的基本逻辑摘要：中国银行业垄断的法学归因在于市场主体的权利异化。银行业的权力干预在客观上形成市场壁垒，并促成市场主体权利的权力化倾向。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面临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权利冲突，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均因垄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挤压。银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应当立足于市场主体金融发展权利的重塑，在竞争者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的二元结构之下，针对既有权利冲突探索“权利型”反垄断规制供给。与此同时，权利语境下规制目标的“实体”与“聚焦”也有利于反垄断规制有效介入银行业市场化进程，缓和权力冲突。关键词：银行业垄断；金融市场化；反垄断规制；权利；权力：D922.281文献标志码：A：1008-5831（2018）02-0108-11一、缘起：回归权利本质的银行业反垄断后危机时代，对“大到不能倒”问题的处置引发国内外学界对银行业反垄断规制尺度的广泛热议，“商业银行的‘大到不能倒’不仅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并且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1]。然而，区别于国外商业银行高度市场化后的结构型垄断，中国银行业从垄断走向竞争过程中的主体垄断行为更加值得关注。“就目前中国情况来看，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针对系统性风险对金融机构进行的审慎监管，另一个是针对金融市场存在的不公平竞争、欺诈行为，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市场行为监管”[2]。近年来，有关银行业“乱收费”、商业银行“暴利”，以及“四大行”协同行为的舆论争议此起彼伏，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实施，社会民众对银行业垄断的感性认知急需得到反垄断规制的理性反馈。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反垄断法适用于银行业的障碍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消弭”[3]，但既有反垄断规制无法有效介入银行业市场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规制导向。《反垄断法》确立的市场竞争、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宏观规制导向并未赋予银行业反垄断规制充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反而因其与金融监管的目标重合而造成介入空间的挤压与排斥。明确规制运作的微观导向是银行业反垄断规制开展的必要条件。依照法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是社会法律生活中的基本矛盾”[4]，二者从冲突走向互动主导着法律现象的发展和法律问题的解决。反垄断法与反垄断规制素以市场竞争机制维护为己任，推崇市场竞争效果的经济学分析。反垄断规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运作，其法律属性不应过多让步于经济学分析，应当如同消费者权益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手段一般，逐渐树立权利的规制导向。从竞争秩序到主体权利，反垄断规制目标的落地有利于行业规制实践，尤其是垄断行业规制实践的开展。“当大量的个体有权创立组织来开展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时，一个权利开放秩序才算确立”[5]。银行业主体因其特有的行业性质先天地享有具有权力内嵌的经营权利，垄断地位的形成抑或银行业垄断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既有金融机构权利的权力化塑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银行业市场面临着来自“社会基层”和“弱势领域”极为明显的权利冲击。在巨大的主体权利诉求面前，作为市场竞争秩序规制权力代表的反垄断规制如何回应成为一个较为关键性的问题。二、溯源：银行业主体的权利预设与垄断演化不同于一般行业市场主体权利的普遍性，银行业市场主体因其行业的管制属性而具有较为特殊的权利表征。在中国银行业发展初期，金融管制与金融监管的双重作用为国有商业银行增添权力内涵，确立市场垄断地位。（一）银行业发展定位及其主体设定银行业鲜明的行业特征在于高度的金融管制与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金融业对社会发展的支柱作用使得作为金融业核心的银行业成为支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的支柱，其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一般而言，从垄断角度来看国家对行业进行全面管制的动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垄断行业属性；二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关键行业。早期银行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自然垄断特征，但是伴随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银行业已经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