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关键词]文笔之辨；刘勰；《文心雕龙》；文笔观[]I206.2[文献标识码]A[]1004-518X（2015）06-0084-06潘华，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广东广州510006）一、“文笔之辨”的历史状况及实质在唐代“古文运动”发生之前，特别是在南朝时期，随着人们文学审美自觉意识的提高及声律对文学影响的扩大，盛行着一种文章分类的标准――“文笔说”。《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文”与“笔”对举，其区分标准是有韵与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的概念的一种普遍认识。后人在研究“文笔之辨”时常引用的文献，除《文心雕龙》外还有萧统的《（文选）序》及萧纲的《金楼子》等。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笔说”，使得“文笔之辨”停留在辨别层次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辩，“有韵为文”的文章正宗概念也得到了默认。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不用韵的“古文”取代骈文正宗地位。并形成了上千年的垄断。人们培养了写文章不必一定用韵的意识，“文”的概念发生转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笔之辨”自然淡出人们的视野，后人甚至弄不清其真实内涵，“唐宋以降，此谊弗明”。直至清代中期，阮元重提“文笔之辨”，借孔子之名重申“文”的正宗概念，将批评矛头直指唐宋以来盛行的“古文”：“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态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此后，围绕是否同意阮元观点，在“文笔说”的内涵、意义、分期、“韵”之含义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争辩，刘师培、章太炎、黄侃、逯立钦、王肇祥、范文澜、罗根泽、郭绍虞、王运熙、罗宗强等学术名家对此都有深入研究和重要论述，使“文笔之辨”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笔之辨”内容丰富，涉及诸多具体问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什么是“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答案，六朝时人们普遍的认识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这是用“韵”这个特征对文章作大体上的区分。这种界定并不严谨，当时的“文”概念与今天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差距，这是时代变迁导致观念上的变化造成的。但这种区分体现出两方面的倾向。一是“文”的纯化，“文”这个概念缩小了，从一个广义的“文”缩小为狭义的“文”。“笔”虽然也从属于广义的“文”，但已被剥夺了被指称为“文”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广义的“文”下面虽然包含了狭义的“文”和“笔”，但人们并没有对狭义之“文”另外取名以有别于广义的“文”，而是让有韵的狭义之“文”占据了“文”之正宗地位。这种“文”的概念的纯化反映了当时重韵律和文采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文笔之辨”类似于今天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或者是将文学与应用文区分开来：“是故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但今天所谓的纯文学与杂文学并不是以有韵无韵来区分的，六朝时“文”的概念里有相当多的文类，诸如“诔”、“祝”、“铭”、“杂文”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应用文或杂文学，而归为“笔”的从“史传”中演化而来的小说以及“论说”类文章，反而是今天文学概念里的纯文学品种。所以即使六朝时人们有纯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