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伟大心灵的呼应---比较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1班张美云指导教师：杜改俊摘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部小说专著，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他们相距近两百年，但笔下的知识分子却打着相同的精神烙印：封建科举的痴迷者、封建制度的反叛者、追寻理想的失意者、信念不灭的坚持者形象。他们对知识分子心理历程刻画的惊人相似，与他们相同的身世遭际密切相关。家庭的由盛转衰，旧文化的影响以及时代思潮的冲击，使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封建科举及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谱写出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关键词士人心理痴迷者反叛者失意者坚持者身世遭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是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一个阶层。《儒林外史》是第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专著，作者吴敬梓执着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痛苦于部分读书人对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放弃，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会向历史表达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而鲁迅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1]，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是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灵魂的最佳体现者和最典范意义的作家”[2]，代表作品为《呐喊》、《彷徨》。他们远隔近两个世纪，却在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而且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与理想追求进行了剖析。这对于生长在封建思想严格控制下的吴敬梓与鲁迅，不能不说是伟大的觉醒与反叛。他们对旧制度无情的鞭挞，对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开掘的深刻，使其小说具有永久的魅力。一《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对封建科举及整个社会的批判，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学者们较注意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二者进行审视。蒋寅在《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中说：“二十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历史、风俗史，进而向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转向，就是对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研究”[3]。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知识分子精神解放。精神追求问题，是《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共同关注的中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期望是“仕”，即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他们总是以能跻身庙堂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目标。生长在封建制度严酷笼罩下的吴敬梓和鲁迅，以清醒的头脑、冷静的笔触，异常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追求奋斗的真实的心灵历程。《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以童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性形象，反映了在科举制度下，一心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现实悲剧。周进、范进执着地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去，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烂衫的样子，完全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压垮了的悲剧形象。马二先生身形甚伟而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他自己并没有举业，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因此，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了。八股时文已将他的灵魂异化，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悲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人物系统，有一部分是继承着《儒林外史》的事业的，如科举制度的宠儿丁举人与赵秀才、科举制度的弃儿孔乙己与程士成以及被封建旧文化蚀蛀了灵魂的新“士流”四铭和高老夫子。代表作《孔乙己》全文虽不到三千字，却句句都写的是孔乙己的迂腐，同时句句又写的是他的善良，这迂腐与善良统一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旧士林的真实灵魂。吴敬梓和鲁迅，不仅在各自作品中表露了深刻的理性思维，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抨击，而且深入科举文化内部，挖掘知识分子精神心理层面，表现他们的精神危机，深入泥淖而无法自拔。知识分子被压抑、扭曲，在这样迂腐、麻木、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