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实质问题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导李佑新“现代性”概念无疑是思想学术界高度一致的主题词和关键词，然而，它也是一个歧义百出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思想派别、具有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思想家，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里不能具体地展现有关现代性概念的诸多论说，而只拟探讨现代性概念指涉的社会实存要素及其实质性问题究竟是什么。一“现代性”无疑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时间性的“现代”是一个恒久地发生着的事情，每个历史时代相对于该时代的人来说都是“现代”，如果仅仅从时间维度去把握现代性概念，就失去了它的特定内涵。正如舍勒所表明的，必须探问现代性的特定内涵——现代社会的性质和质态，这才是更具有意义的问题。在描述性意义上，现代性概念有其特定的指涉范围，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特征和性质。社会整体结构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描述，但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现代性概念所指称的社会实存要素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在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质和内在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质。相应地，现代性概念也就具有双重意蕴，即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在现当代文献中，前者被称之为启蒙现代性、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等等，而后者则被冠以浪漫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等名称。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绝大多数的社会理论家所关注和考察的主要就是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布莱克，第5页）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将它概括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独立的个体等几个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代社会结构的性质，就表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而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宗教文化、传统共同体等恰成对照。进一步来看，现代社会结构特质的上述几个方面，均有其共同的理性基础，即启蒙理性。现代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启蒙理性之基础上的：在启蒙运动中，“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特质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依据韦伯的观点，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现代性”则是“合理性”。但是，韦伯又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理想类型。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根据韦伯的分析范式，从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独立的个体等等是具有高度合理性的。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又表现为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第3页），亦即制度化的秩序。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第1页）但是，现代社会秩序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秩序和规范的制度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性规范本身的形式化。与现代性的形式合理性相一致，现代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形式化、程序化的规范，而法律则是这种制度性规范的典型体现。没有这种程序化、合理化和形式化的法律，现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现代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但是，现代性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有如舍勒所指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