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摘要】历史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任何时期的历史都会是非常复杂的状态。“重写革命史”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以下简称“唐”）：近年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是中国学界和公共知识界的一大热点，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召开过很多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会议大多由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主办，反而很少由历史学科主办。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王”）：相对于其他学界，历史学界召开以革命为主题的大型会议确实很少。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历史学界的会很多，但主要讨论辛亥革命有关的问题，较少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从2011年开始，当局和历史学界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其他学界似更倾向于反思革命，而这种反思基本上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唐：在这种反思里面，关于辛亥革命的彻底性（或者不彻底性）的问题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立宪时刻》（高全喜）、《旧邦新造》（章永乐）等一批学术著作，中华民国这个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形成，不再被视为仅仅有革命党人甚至立宪派等力量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清皇室也开始被认为以《清帝逊位诏书》的形式共同参与了民国的构建。对辛亥革命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的认识似乎成为了左右国人历史知识的一个前提，在这种历史框架中，具有彻底性的革命才是道德上正当的。深受章太炎影响的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这场短暂而速成的革命没有触及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只是一个上层的政体和国体变换。近些年来，这种因教科书、意识形态、传媒等而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一种质疑革命而赞美改革的社会思潮，借由历史书写而形成一股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潮流。比如以前总是说革命的不彻底性是不好的，现在说“不彻底性”是一种妥协和让步，一种注重政治责任伦理的博弈和谈判，这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走向政治成熟的表现。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重写革命史”现象？革命历史的合理性难道换一个思路来看，就变得没有多少了吗？这是真正的历史思辨还是可能导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王：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撇开我的专业仅仅从现实处境来谈的话，或者脱离历史情境来讨论革命的话，我绝对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评判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我主张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场革命的发生与演变，都有具体的、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必须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试图从中寻找“规律”、“法则”、“结构”与“普遍意义”；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关注具体的情境，强调因时而异。历史学者更注意“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为。研究革命历史同样如此。当时的人为什么要选择革命，为什么选择那样一种方式的革命。作为研究者要重现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指手画脚，或以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自身立场去任意裁决历史。最近数年来，国内历史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逸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与探究。这意味着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近年来，对中国革命的重新思考，确实产生了一批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但也不乏以当下现实需要为出发点，漠视历史逻辑的历史写作。说《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大清与民国的主权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