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一、建国前财政学的发展建国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民国时期的财政学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学。（一）民国时期的财政学随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财政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也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而发展起来。民国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专门著述主要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1920）、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1933）、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5）、尹文敬的《财政学》（1935）、胡善恒的《公债论》（1936）等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大都是就财政论财政，多对财政现象进行描述和批判，很少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中国的财政学基本上还处于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的阶段，并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但这种编写带有很强的编译性质。不同学者无论是否直接使用了“公共财政”的字眼，其实质都是“公共财政”观点。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一书，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专著之一，他强调：“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寿景伟的《财政学》（1925）就明确提到了“公共财政”概念，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对全书进行了分析，有财政学者从政府角度分析研究财政问题的特点，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4）指出：“财政学者，讨论政府为执行职务所需资财之取得，使用，及管理之科学也。”其以简练概括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关于财政概念的看法。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1934）从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角度对财政概念作了系统的说明：“公共经费的支配问题，公共收入的筹划问题，公共收支的适合问题，公共收支的管理问题，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其因果关系，就构成财政现象，专门研究这种财政现象的科学就是财政学。”该时期对财政概念的概括，以1935年尹文敬的《财政学》最具代表性。他指出，财政“即国家或地方政府，当其欲满足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的总称也”。从当时财政学体系来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财政学体系相似。陈启修《财政学总论》（1924）的体系，分为绪论、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论等几大部分。寿景伟的《财政学》（1925）的体系略有不同，包括总论、经费论、收入论、公债论和财务行政论等几部分。其后部分财政学者所编写的《财政学》基本上沿用了这一体系，如张澄志的《财政学概论》（1929）采用的是岁出论、岁入论、收支适合论及预算财务行政论的体系，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1934）采用的是绪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及财务行政论的体系。这一体系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支出——收入——平衡——预算管理”。可以看出，从陈启修开始，当时不同学者编译的财政学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三大内容：一是收支适合论，即财政平衡问题及其相关的公债问题；一是地方财政论，即地方财政支出、收入和公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一是财务行政论，即财政管理和政府预算问题，等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可以看出，此时的财政理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大体上是引进和模仿西方财政学，基本上都持有公共财政观，都是从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活动角度来分析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平衡和财政管理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使然，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使得人们不会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产生排斥效应；另一方面是作为完整的财政学体系，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它本身要经历一个消化与吸收的过程，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里，还只是处于消化阶段，因此中国财政学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就随着整个社会制度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