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未知摘要：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关键词：元代；以理论气；气运说；向下转；向内转：1206文献标识码：A：1001-5981(2012)01-0101-04(一)“气”本是一个哲学范畴，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庄子》中，“气”是一种心理状态，“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孟子、庄子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诠释了“气”的内涵，一为道义的力量，一为个人的力量。这两个层面对后人论“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魏晋时期，“气”由哲学层面被纳入文学层面。首先是曹丕提出“文气说”，“气”指作家的个性与禀赋。刘勰也讲“气”，“是以吐纳文苑，务必节宣，清其和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这里的“气”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到了宋代理学昌盛阶段，“气”有了本体论属性，和“理”一起被理学家视作天地之本源、万物之本体。最早是张载，“太虚者，气之体。”(《系辞上》)这里的“气”即天地之本源。朱子也讲“气”，但其最高旨归还是“理”，从本源上，理先气后；从构成上，理气合一。二人并没有直接把文章与“气”连接起来，但稍后就有理学家在这种本体论的基础上，把文章视作“气”之产物。真德秀说：“盖圣人之文，元气也，聚为日星之光耀，发为风尘之奇变，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则视其资之薄厚与所蓄之浅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顺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劲，??肆者无庄语，轻躁者无确词。此气之所发者然也。”(《日湖文集序》)他又细分了两种“文气”：一是圣人文章之“气”，这是天地之“元气”，不可更改；二是普通人文章之“气”，代指资质、学养、个性，其高下之不同导致“言婉”、“言劲”、“无庄语”、“无确词”，即文章风格之差异及境界之高低。到了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了新特点。首先是“以理论气”，如吴澄：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元气外之理。(《答人问性理》)在吴澄看来，理、气虽然合一，但在源头上，“理”是主宰。在此基础上，吴澄又论述了理、气、文之关系：“理到气昌，意精辞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强其言，赛涩其句，乖僻其字，隐晦其义而后为工且奇。”(《题贡仲举文稿后》)“理到”方能“气昌”，“气昌”方能文顺。虞集提出了“以理命气”：“乐发于情者也，有中节不中节之分，而无真伪之辨。盖虽不中节之乐，由情之所感，自以为乐，而不待于伪也。惟君子以理命气，则其乐也无妄，可谓之真乐也。”(《题吴先生真乐堂记后》)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理命气”?黄?盟担?盖三代而下，骚人、墨客以才驱气，驾而为文。骄气盈。则其言必肆而失于诞；吝气歉，则其言必苟而流于谄。譬如一元之运，百物生焉，观其荣耀销落，而气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学足以辅其志，志足以御其气者，气和而声和，故其形于言也。粹然一出于正，兹其所以信于今而贻于后欤?(《吴正传文集序》)这是黄浯为吴澄所作的序。序中的“志”是建立在“天理”基础上形成的“性理”，是经过“理”过滤后符合伦理规范的人格修养。由志而生“气”，所谓“志足以御其气者”，由“气”而发的文章才能最终符合“理”的要求，达到“粹然一出于正”的状态。这样，“天理”、“性理”、“气”、“文”就得到了统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