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2.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师德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由于受到社会利益机制的驱使和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部分高校教师“人生理想趋向实际，个人幸福追求实在，价值标准注重实用，行为选择偏重实惠”[6]，从而呈现出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喧嚣的现实社会中，追求无功利性的师德是虚假、梦幻的，而仅仅强调功利性的师德又是庸俗、丧失理性的。满足高校教师的利益诉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以此为契机推进师德的优化与提升，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国家、社会、公民层面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对高校培养“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人才的期盼和诉求。为此，高校师德建设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高校教师的职业理想信仰，引导大家自觉做新型师德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二)促进法制建设与伦理规范的统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进而为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法制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高校师德建设的法制化必然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受到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文化精神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重伦理道德，特别是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7]，而缺乏法治的传统意识，一旦社会上发生了师德失范事件，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口诛笔伐和道德谴责，但却不能从根源上遏制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孟子·离娄上》就曾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德谴责永远代替不了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因此促进法制建设与伦理规范相统一是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1.要形成法治化的伦理规范思维模式。千百年以来，由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强调重义轻利，从而严重地抑制了人们合理的利益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义利对等等道德观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合法利益的追求，但同时也引起了部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观的蜕变与扭曲。面对各种师德失范事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各种规定、禁令，但实际效果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康德就曾讲过：“大自然迫使人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8]只有整个社会凝聚法治新共识，形成法治新常态，才能保证高校师德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2.要形成法治化的伦理规范评价标准。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对历代圣贤们最贴切的比喻和描述。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圣德标准虽然解决了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人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从而存在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道德约束局限性。高校师德建设法治化意味着不仅要明确道德标准的目标导向，而且还要厘定伦理规范的道德底线，才能减少人为解读的空间，克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进而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伦理规范评价标准。3.要形成法制化的伦理规范评价内容。古往今来，“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是教师理想人格的标志与要求，也成为了历代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评价的重要内容。然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评价内容中存在着重统一要求轻个体差异、重道德知识轻道德实践、重定性评价轻量化考核等局限性，这必然会与突出时代特性的内在要求产生矛盾和冲突。高校师德伦理规范评价内容作为师德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要求，克服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始终坚持拒绝缺德、立足常德、指向圣德，才能逐步缩小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差距。(三)完善制度规范与优化环境相互补充我国传统的师德是建立在“圣贤”、“君子”等理想人格的基础之上，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内心信念等来调整和维系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对于如何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目前，由于制度规范的缺陷与不良环境的影响，我国高校师德建设遭受了太多的困境与尴尬，导致大量僭越规范，不德性的失德、缺德、丧德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师德建设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