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挑战：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车道，各方面发展热情高涨，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银行从计划色彩浓重、主要监管指标不达标转为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利率、汇率改革和市场化机制建设任务繁重；加入WTO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开放程度，面对开放经济格局的政策调控需要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美国高消费与亚洲新兴经济体高储蓄相叠加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大了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压力；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加重视积累储备，而储备持续增长带来的流动性偏多使货币政策面临全新的环境；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有所显现，传统上以CPI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主流货币政策框架面临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以丰富和补充新的调控手段。正是在应对上述种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改革和转型需要，以下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应对举措。转轨阶段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转轨”的发展阶段特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明显不同的调控环境。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较低、提升空间较大，处于起飞和赶超的较快发展阶段，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很高，经济主体容易出现过于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软约束”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各地方举债、上项目的动力都很强，都希望“银根”松一些。加之中国尚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36.2%升至2011年的51.3%，地方政府建设发展任务较重，也倾向于融资条件更宽松一些，金融支持力度更大一点。总体来看，各地各方面都希望生活水平和城市乡村面貌更快得到提高和改善，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但局部和个体行为加总在一起，容易造成经济易热不易冷、潜在通胀压力较大等问题。此外，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国际产业分工链条重组的推动下，中国在较长时间里面临着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外汇大量流入导致流动性被动投放较多，也对物价形成了压力。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始终把货币政策作为维护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主要防线，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得到明显提升。2003年4月，在SARS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就创造性地及早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成为长期运用的灵活管理流动性的有效工具。2003年9月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手段，并逐步将其发展为常规的、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中性”工具。在流动性偏多、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2003年6月就适时加强对房地产信贷的风险提示，建立了以调节首付比例和利率杠杆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调节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制，体现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理念。总体来看，中国成功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对了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保持了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增长，并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较为适宜的货币环境。适应国情的需要，坚持实行多目标制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一个改革和完善机制的过程，也有一个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由于中国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上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单一目标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一是维护低通胀；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维持相对低的失业率；四是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通胀一直是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在货币政策中分量最大。多目标制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有关。在转轨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价格扭曲，转向市场化的价格体制，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比如，1999年之前工人、教师、政府公务员的住房都是由政府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