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的嬗变〔摘要〕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仅带来了北京城市的改变，同时也造成了北京文化形象的多重意蕴和不断嬗变。西方文明冲击之下对于北京城市积弊的批判，现代物质文明中对于北京文化传统的再发现，外族入侵的国难里对于城市精神的重塑，都成为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描写的因子，同时作家也通过对北京形象的书写，不断塑造着北京城市新的精神和品格。〔关键词〕现代作家；北京形象；嬗变〔〕I0-05〔文献标识码〕A〔〕1008-2689（2014）02-0046-05北京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发展变迁，以及中西文化在这里的交流碰撞，使得北京城市文化自身在不断经历着嬗变和重塑，这也形成了不同时期作家笔下多元、多维的北京城市形象。在以往作家对北京的描述中，因为视角的单一，也常常造成北京的文学形象被简单化。实质上，中国现代作家的北京体验和城市形象书写，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是作家本人对于变迁之中的古都的亲身感知和体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处于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之下城市文化的呈现和塑造。在西方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文化面前，略显封闭、古旧的北京逐渐成为作家笔下进行文化、国民性批判的载体和对象，同时，在国家民族不断遭受战乱和苦难的时期，他们也在努力从北京城市的旧时记忆和现实体验当中，挖掘和塑造出新的北京文化形象与精神。一、文明撞击中的古城与士大夫西方列强的侵入，使晚清时期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的制度、思想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城市当中为人们所接触、体验并吸纳，与此同时，已经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走出国门，直接近距离体验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北京，其主流的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大夫文化也开始受到冲击，完全不同的文化思想、理念在这座古城发生着碰撞，当时北京主流阶层思想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展露无疑，一些知识分子作为吸纳了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启蒙者，在这一时期的北京，能够更为强烈地体验到的中西碰撞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因此在他们笔下所表述的北京形象，开始成为落后、守旧的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城市形象最早的接触与认识，大都体现在大批访问欧美的传统士人所撰写的游记当中。晚清时期中国的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奉命出使欧洲的过程中，曾将巴黎、伦敦等西方城市的游记整理成《使西纪程》，努力介绍和宣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现代政治文化，由他本人抄送总理衙门。特别是在地理认知上，郭嵩焘开始质疑和反对中国传统“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思想，承认西方先进文明地区的历史进化观念，这是作为天朝上国的国都北京，以及以世界中心自居的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郭嵩焘当即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反弹和非议。梁启超在回忆这时的情形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呦，可不得了。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清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1]（43）这是早期北京主流社会、文化，在遭遇到西方近现代城市、文明时所表现出的状态，同时也是处于整个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对待当时自己的阶层内部一个进步启蒙者的态度。当郭嵩焘公然质疑固有的地理文化认知，整个士大夫阶层体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们针对于西方外来文化的顽固和封闭也愈趋于强烈。整个城市将这种来自外来国度的城市和文化体验，连同这种文化体验的译介者一同视为异己并加以排斥，这可以看作中西碰撞的时代浪潮之下，整个城市、国家形象的缩影。不仅是城市的精英主体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曾经在古代文人笔下被渲染、想象的古都北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形象，在西方现代城市文明的对比之下，也开始暴露出各种弊病和缺陷。作为晚清民初时期传统士人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代表，梁启超曾经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游历考察，真正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城市文明，并著有《新大陆游记》，对于西方城市的功能规划和物质文明都有详细介绍。1910年梁启超在一篇名为《将来百论》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