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乐黛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对中国跨文化研究５０年来历程的回顾,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必将在２１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作者: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独立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构成了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作为２０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经济和帝国主义战争已逐渐被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所代替;另一方面,２０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逻辑学范式之外,现象学范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逻辑学范式将一切思想和叙述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如正———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罗万象,构成了具有一致性的“大文本”或“大叙述”。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人,它强调对具体经验到的东西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的态度,“回到直觉和回到自身的洞察”。原来的“大文本”或“大叙述”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以及被“大文本”或“大叙述”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虽然它也导致了某种离散和互不相关,但它所起的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的巨大作用,的确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加以高科技传媒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一般来说已较难受到阻扼:这一切都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然而,另一方面,当前文化的多元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最明显的威胁首先是顽固存在的各种文化中心论:首先是西方中心论,而某些“东方中心论”又重复着西方中心论的老路。另外,原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可能转变为封闭、排他的文化部落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他文化的优点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保持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结果是本文化的停滞、衰微,以至绝灭。加以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以某种语言文字为主导的跨国信息流很可能会压抑他种语言文字,从而限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样性而“融为一体”！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吞并”、“文化一体化”的企图都会削弱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灾难性的结局。经济、科技全球一体化和保持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将是全人类在２１世纪不得不面临的新现实。如何根据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化解这一矛盾,使世界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人类进入２１世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以达到互相真诚理解和宽容的目的,实在是促进这一矛盾转化的关键之关键。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２０世纪后半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急速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更是蓬勃发展,硕果累累。跨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必将在２１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世纪末的深处,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讨其存在的问题,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建国初期的跨文化研究中国自２０世纪以来,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吴宓等。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特别是他们所建构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清华大学）为中国的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