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精神分析我们所讨论的禅宗与精神分析这两个体系，都是关于人之本性的理论，又是导致人之幸福的实践。两者都分别是东方和西方思想的独特表现。禅宗是印度理性与抽象性同中国的具体性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产物。如同样属于东方一样，精神分析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它是西方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产物，也是19世纪对理性主义所把握不住的隐秘力量进行浪漫主义式探究的产物。再往前追溯，希腊智慧和希伯来伦理，则为这门科学疗法的精神之父。尽管精神分析与禅都讨论人的本性及导致人转变的实践，但它们的区别看来超过其相似之处。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完全是非宗教性的；禅则是一种达到开悟的理论与方法，一种在西方人看来可说是宗教性或神秘性的体验。精神分析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禅则是一条精神拯救之路。那么，对精神分析与禅宗关系的讨论，其结论是否就只能是这两者间除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呢？然而却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对禅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兴趣。这种兴趣的根源何在？其意义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回答，但并不企图对禅宗思想作系统描述，这一任务超出了我的知识与经验；我也无意对精神分析作全盘介绍，那将超出本文的篇幅。不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略费笔墨，介绍与禅宗关系密切的精神分析中的若干重点。这些重点代表了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延伸出来的基本概念，这有时被我称作“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我希望以此表明，研究禅宗为什么对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相信，这对所有精神分析的研究者都不无神益。一、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在展开这一课题之始，我们必须反省在这生死存亡的历史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精神分析在这一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大部分西方人没有自觉地感受到（可能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站在激烈批判的立场上意识到这一危机）他们正经历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但至少有一部分持批判态度的观察者已承认这一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一危机可描述为诸如：“不安”，“厌倦”，“时代病”，“麻木不仁”，人的机械化，人与自己、与他的同胞。与自然界异化。人追逐理性主义，已到了使理性主义变得完全非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来，人就日益将思想与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本质上即是非理性的。人被劈成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1），它要支配另一个我（me），如同支配自然一样。用知性去支配自然及所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为财物的附属，存在（tobe）被占有（tohave）所支配。在西方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希腊还是希伯来，生活的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而在现代人这里则是追求物的完美，以及如何创造它们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不能体验情感的人格分裂状态，因而感到焦虑、抑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把幸福、个人主义和首创精神视作生活的目标，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目标。若问他为什么活着，他这一切奋斗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困惑。有人会说是为了家庭而活，有人会说是为了“玩乐”而活，另外一些人则会说是为了赚钱而活，但在实际上，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而活；除了想逃避不安全感与孤寂感之外，他没有任何目标可言。的确，今日进教堂的人比以往更多，宗教书籍亦颇为畅销，人们比以往更多地谈到上帝。但这种宗教现象只是掩盖着深处的物质主义态度和非宗教的态度，这种现象可理解为对19世纪倾向（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名言为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导因于人们的不安全感和认同感。实质上，在这种现象里找不到真正的宗教态度。从某个角度看来，19世纪对有神论观念的抛弃，是件不小的成就。人们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一切被创造物中，人丧失了由上帝所指定的支配其他被造物的中心角色。从新的客观现实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弗洛伊德认为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乃植根于人类生存中的无助状态。人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便只能信仰以上帝为象征的父母和他们的帮助。他认为，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伟大导师的教导，父母、朋友和爱人洋溢着爱的帮助虽能帮助他，也不过是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