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苗疆治理与边疆商业城镇的形成摘要：洪江地处沅水上游湘黔桂界邻区，是历史上国家控制西南边陲“古苗疆走廊”东端的一个站点。明清时期，国家加强对西南苗疆的经营，在辰沅地区部署军事控制体系的同时也加大对苗疆腹地的经济开发。沅水流经沅州与辰州之间是一个先向南，接着转东，再折向北的“U”形大回环，其中在洪江境内又蜿蜒成一个“S”形小回转。这一地形导致水路漫长，洪江因此在军事和政治控制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成为一个天然的物资交汇良港。清代以来，辰沅地区商业市场持续繁荣并向上游拓展，洪江商镇异军突起，成为国家向苗疆经济渗透的“桥头堡”。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南苗疆；商业城镇；洪江：K248文献标识码：A：1003-0751（2018）03-0115-05洪江①地处沅水上游湘黔桂交界处，即习惯上指称的“武陵山区”，古为族群构成复杂的“五溪蛮”居住区，是元明以来国家为控制西南边陲而开辟并经营的“古苗疆走廊”②东端的一个站点。明清时期，国家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力度，辰沅地区因接通中原与西南苗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依托独特的山水地形构造和复杂的人群构成，参与演绎了一场中央王朝依托“国家走廊”对西南苗疆进行的自上而下“国家化”整合的历史大剧。③在“将山、水、人的因素综合考虑，从通道、走廊的概念入手，选取具体而微的特定研究地域，‘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有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应该成为我们深刻认识武陵山区社会文化过程并进行区域研究对话和理论反思的基本门径”④的研究旨趣之下，本文以洪江为切入点，梳理明清时期其由通滇驿道上的备选驿站逐步成长为西南苗疆边地商业重镇的历史过程，将之置入国家苗疆治理体系之中，讨论明清两代国家治理方略变化所带来的地域社会在区域历史中的角色转变。一、国家苗疆控制体系构建与洪江区域角色的获得洪江古名雄溪，最早见诸史书者为《后汉书》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威武将军刘尚击五溪蛮，军没，62岁高龄的马援复请征。该记载之后有“五溪”之注释：“郦元注《水经》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严?、酉溪、??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瓠之子孙也。”⑤“洪江”之名最早见于《宋史》，宋元佑五年（1090）置洪江铺，隶属沅州黔阳县；⑥明清洪江隶靖州会同县⑦。明清时期，洪江周边行政区划频繁变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设靖州天柱县；清顺治八年（1651）裁靖州卫，以其田分隶有司；雍正四年（1726）拨五开、铜鼓二卫地隶属贵州省黎平府，分别为开泰县和锦屏县；雍正十年天柱县改隶镇远府；乾隆三年（1738），原属宝庆府的城步县划拨靖州，乾隆六年又划回宝庆府。⑧这些变化，是国家基于地方实际治理工作中所进行的规划调整，与该区域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昔洪江乃至靖州全境皆为“蛮夷所居”，尽管宋代便进入王朝版图，但仍叛乱迭起，颇受滋扰。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苗疆的控制，中原政治文明与苗疆文化发生冲突，导致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苗民叛乱此起彼伏。明代正史中，洪江多以“叛苗”面貌出现：天顺七年（1463）戊寅，明英宗命湖广、贵州会师讨洪江叛苗；⑨正统四年（1439），“贵州计沙贼苗金虫、苗总牌纠洪江生苗作乱，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号”⑩；成化二年（1466）“妖贼石全州潜入绞洞，煽动古州苗，洪江、甘篆诸苗咸应之”“无何，邛水十四砦苗纠洪江生苗为逆”B11。清代亦是兵燹不断，清初洪江成为清王朝与明军的战场，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反清，陷沅州，黔阳、会同等地皆遭兵燹。另有《会同县志》对清代苗疆地区苗乱波及本县的梳理：“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苗石金元、戴老四等焚陷城寨，直抵柱之瓦寨村，去会甚近。”“乾隆六十年，辰苗石三保、石柳邓等蠢动。”“咸丰以来，发逆猖狂，苗匪亦乘之蹂躏太平、远口等里，焚掠无余。”B12随着清王朝对苗疆治理的一些有效措施，清中期以后辰沅地区社会基本?定，到了光绪年间，贵州亦出现了“黔氛粗定”状态。但即便是如此，地方主政官员依然有忧患意识，会同县令孙炳煜有语：“今黔氛虽云粗定，而伏莽仍未净除，腹地仍难安枕，筹边之策不能不讲。”B13此语亦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