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中的实践概念发布时间：2009-04-2620:13:31韩志伟［内容摘要］康德不仅在认识领域实现了一场革命，而且在实践领域中也同样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建立起了道德形而上学。他通过论证纯粹性的实践形式法则，反思自主性的实践理性活动，阐释完满性的实践终极目的，为我们展示了纯粹先验的自由王国。由此，西方传统实践哲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康德的实践哲学也陷入了内在困境之中。［关键词］自由实践法则实践理性至善康德关于实践问题的思考，不再停留在自然的、天生的人性层面上，而是在人为的、本质的人性层面上拷问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在实践领域中发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再让人的自由意志与人的自然本性一致，而是相反让人的自然本性围绕着人的自由意志旋转。因此，在其实践哲学中，无论对纯粹性的实践形式法则的论证，还是对自主性的实践理性活动的反思，乃至对完满性的实践终极目的的阐释，都是建立在这一革命性变革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些内容中，西方传统实践哲学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得以完成，而康德所确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使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被举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一、实践法则的纯粹性康德认为，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探讨，就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探讨。他接过了“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深化了它的内涵。通过对我们自由意志行为所遵循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探究，从中分离出一种先验的、因而是不变的道德法则，使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完全以出于自身的道德法则而行动，努力做到趋善避恶。因此，把握康德哲学中的实践概念，首先应区分开人的实践理性活动所遵循的两种不同实践原理（practicalprinciple）：一种是只对个别主体意志有效的实践规则（practicalrule），即主观的实践准则（subjectivepracticalmaxim）；另一种是对每个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实践规则，即客观的实践法则（objectivepracticallaw）。[1]惟有后者才是基于纯粹理性之上的意志动机，前者则是基于感性欲望，因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从消极的、否定的方面说，这种客观的实践法则不能是质料性。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在本质上都是以自爱或自身幸福为目的的实践原则，而这一实践原则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经验的主观的实践准则，只能通过经验来认识，不具备先天的客观必然性。即使人们在幸福追求的对象和手段上都想得完全一样，那也只是偶然的。因此，这种实践原则只能被表象为“单纯的准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只对个人意志有效。相反，形式的实践原则才是人的纯粹意志行为的惟一的客观根据，它作为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法则必定是由理性先天认识到的，因此它只能被表象为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普遍必然有效的“实践法则”。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说，这种客观的实践法则只能是纯形式的。真正的形式法则的试金石是，我能否把它普遍化。这在康德看来完全存在于理性之中，理性的标准就是客观的标准，正是这个标准决定了哪些实践原则是真正普遍的实践法则。比如在现实生活中遵守诺言这个例子。假如我想要背弃诺言，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实践原则表述为：“只要对我有利，我就可以不遵守诺言。”现在我能够始终如一地希望这个原则被普遍地承认和遵守吗？假如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背弃诺言，那么很显然，“我允诺……”这样的话就不再有意义了。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主观的实践准则放在一个普遍立法的形式中的时候，它自己就已经自相矛盾自我瓦解了。我只需询问自己：你愿意你的准则变为普遍法则吗？如若不是，这一准则就要抛弃。实质上，这种纯粹性的实践形式法则就是同一性的自由意志活动。它们相互诠释，构成了一个诠释学的循环。这种循环是客观存在的，康德把它称之为“无条件的实践之事”。康德通过对纯粹理性本身的双面的批判，反思到了它自身所包含的对它进行理论和实践应用的标准，正如一个纯粹知性的意识源于我们所意识到的纯粹的理论原理一样，一个纯粹意志的概念则源于我们所意识到的纯粹的实践法则。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一方面能够通过理性先天地认识到普遍的自然法则，从而通过这一法则为自然立法，使整个现象世界都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