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从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的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国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身退吧。张五常：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水平上升个百分之几百，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国一些地区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从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变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成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做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英雄所见略同，后来邓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避免了。张五常：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来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十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身材不好；有的念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么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李嘉诚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