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革命之上〔摘要〕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关键词〕;政党团结;志士联合;梁启超;末广铁肠〔中图分类号〕K25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192-11〔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2021M691845）〔作者简介〕时嘉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84。①梁启超：，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②推介时即将其置于“政治小说”一栏，见，第17号，1902年10月2日。③梁启超所谓的“政治小说”应当是以明治政治小说为范本的。明治政治小说兴起于对雨果和本杰明迪斯雷利政治小说・的翻译，因此梁氏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见，第1册，1898年12月23日。参见岩城侍郎：，大阪：修文^店，昭和二十三年，第二章。柳田泉进一步将明治政治小说按时间段分为民权小说、国权小说、社会主义小说。见柳田泉：，，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八年十月一日。引言是梁启超尝试撰写小说的唯一成果，遗憾的是，这部梁氏构思五年，甚至创刊专为刊载此篇，并且两次在上进行广告宣传的作品，只写成了五回便搁笔。除了作品本身未完成以外，“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①的文体也造成读者了解作者意图的困难。梁启超将此作归为“政治小说”，并声明是“专为发表政见而作”。②诚然，就梁氏自己对“政治小说”的定义看，此种文体不过是政事家们“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③，以便俗的文句和文体形式向群氓进行宣传而已。因此论者很容易将这部作品只认作梁氏政治思想的宣传，用以辅助对他政论文中思想观点的理解。不可否认，按照的写作计划，至少到想象建成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内容为止，都与梁启超1898年去国后到1902年的建国构想十分相似。计划中，小说将先写南方一省独立，建立共和政府，与各强国缔结平等条约，建交通商，而后各省仿效并起，各自建立共和政府，最后在诸志士尽心竭力的推动下，中国最终合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此外，梁启超还计划写这一联邦大共和国的外交。如联合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又计划协同亚洲诸国与欧美各国开起人种战争。见，第14号，1902年8月18日。]与此对应的现实是，梁启超在1900年4月12日写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明言勤王之役应以广东为根据地，“……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然后不惹其干涉。”[梁启超：，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9集，第185―186页。]至于在广东自治后[具体而言，“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为“预备时代”，而“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为“分治时代”。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7集，第12页。]，各省建立共和政府，则与戊戌变法后，立宪、革命两党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湖南、湖北、上海等地的起义筹备有关。[关于立宪、革命两党在戊戌变法后的政治行动，可参见桑兵第一、二、三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张朋园第五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19―163页）。]据梁氏的设计，各省可利用本省业已具备的革命意识和人员准备，建成共和省政府，办公学以启迪民智，兴实业以殖产，为最终结成联邦大共和国蓄力。[梁氏认为省共和政府较之中央政府，能“就近而自为谋”，并且利于培养地方人民的政治能力，客观上有助于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见梁启超：，第1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