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何不是科学的阴阳思维是曲线思维，而科学思维则是直线思维。如今，我们称之为曲线思维的“阴阳”观念已经被当作迷信抛弃了，而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科学”的直线思维和因果关系。好像一个东西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更为夸张的是，科学的“霸权”开始向人生的领域蔓延和渗透，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婚恋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这还是西方的科学主义盛行的产物，是线性因果思维在作祟。仔细想来，这种潮流实在是荒诞的很。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能够用科学规划出来，人估计就变成机器人了；人的意志如果能够用因果线形思维加以分析，我们的生活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康德早就说过，线形因果思维可以运用到自然界，但却不能用到人身上，因为这种思维对人的生活是无效的，人生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人的意志行为也不是“因为……所以”的模式。比如，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问题经常会被人提及，而且多出自女人口中：“如果有一天我和你母亲一起掉进水里，你会先救哪一个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对于这样责任深重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用“我不会游泳”来搪塞，至少都得跳进去。然而就算你可以把两个人都救出来，这个“先”字却是要命的，有一种孰近孰远的抉择在里面，而抉择之所以被称作抉择，是因为你要在“择”的基础上“抉”出一种大义凛然来。有人说应该先救母亲，因为老婆可以再娶，娘却只有一个；也有人说应该先救老婆，因为即使可以再娶，但感情却不能再复制，所以也是唯一的，而老娘嘛，当舍得时就要舍得。当然，后者的回答不出意料地被嗤之以鼻，但是群众的态度一致却不能说明抉择的容易性，因为几乎对于所有人，不管你多么振振有辞，真要面临这种情况大概也是茫然，有时候大道理和自己的条件反射是两回事。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他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人生就是如此，它不是直线的，没有因果，也不能问为什么。恰恰相反，人生的问题恰恰是对因果思维的超越，对自然法则的摆脱。人不吃饭会饿死，但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就是人，无法去推测。同样，我们也并不是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去生活。恰恰相反，我们总是雾里看花，如此“糊涂”地生活着，而且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适。因此，把“科学”这个字眼同人生联系在一起是荒诞的。比如市面上经常出现的“科学地规划人生”、“科学人生”之类的话，好像人生也可以被搞得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去操作。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人生也是如此，把人的精神世界分析来，分析去，到最后遗忘的恰恰是人生。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六十年前抗战期间，寄居在贵州一个农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的四、五岁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叔叔，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书。”“你为什么要看书？”“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增加知识干什么？”“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赚钱干什么？”“赚钱才可以吃饭啊！”“吃饭干什么？”“吃饭才不会死啊！”“那不死干什么？”“去！去！去！别罗唆了，去找你妈去！”现在这个人已经八十几岁了，每天在想的就是：“是啊，不死干么？”人生的终点是死亡，但任何人都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谁忙忙碌碌是为了死亡呢？上面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可笑，但仔细想来，不免让人深思。任何事情，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询问个究竟，到最后可能就会是一片虚无。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你如果想要知道葱的本质，将葱皮一层层剥掉，却发现原来的葱却不见了，更谈不上葱的本质。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和“信仰”往往是两回事，有些事情，我...